乡村之行——中国改革的日子

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到这里，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试验。但随着时光流逝，记忆中留下的却是收获。

一

2002年7月的乡村之行，是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的开始，那时刚刚从北大博士毕业到北邮教法律，来到杂志社是因为理想还因为这里有一群理想主义的朋友。我和刘湘波、邱建生等农村版的同事考察了湖北、河南、安徽等地的一些地方，那个酷热的夏季，我们到了神农架下，到了湖北、河南等地很多村庄，见证了很多无望的痛苦。

鄂西北一个村庄，我们去的前几天当地医疗部门抽检了140人，有6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这些情况村民并不知道，他们只是纷纷猜测，各种流言已经引起一定恐慌，公交车路过这里都关紧窗子。7月31日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叫崔自生的艾滋病人家，他从里屋起床来到院子里，佝偻着身子，长满红疹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离开湖北十天以后，我们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在安徽砀山县，我们碰到了7位上访农民的家属，他们反对税费过重，组织村民集体上访，被关进看守所，最长的已经7个月，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提起公诉，正等待法院判决。我们找到主审法官交涉，告诉他们，如果那些上访农民被判有罪，我将代理他们的案件，将直接申诉到最高法院，我们相信他们无罪。后来，法院判决他们无罪。

在神农架下崎岖的山路边，我和朋友们彻夜长谈，关于公正，关于理想。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我们看到田野里一簇簇的新坟，有很多小坟，那属于孩子的。

2002年9月，我正式竞聘为中国改革农村版（月刊）采编中心主任。这里聚集了一批理想主义者，李昌平、刘湘波、邱健生、涂名等等。然而很遗憾，农村版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作为采编中心主任，我和主编、总编理念差距很大。我想把农村版办成一个为农民（包括城市新移民）说话，推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进程，在主流人群中有影响力的时政杂志，我的顶头上司主编希望把农村版办成一个给农民看为农民提供政策咨询、化肥、农药等生产实用信息的杂志，总编的思路是发出反市场经济反全球化声音的舆论平台。三个人朝三个方向，这个搭配实在太糟糕了。

在农村版半年时间留下了一些遗憾，这群理想主义者都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几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农村版，又过了三个月李昌平先生也离开了农村版，一年多以后，农村版因经营不善停刊。

冲突的起点是一篇关于水库移民的报道，我拒绝编发那篇报道，原因是调查很不扎实，容易被别人起诉诽谤，作者，也是我的同事兼朋友好歹劝说无效后跟我闹翻了，我也很冲动，很快拿到了他从农民那里拿钱的收据，而且这些钱没有进入杂志社的账户。冲突由此展开直到年底，那是痛苦的经历。这些经历常常令我反思。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留在记忆中的更多的是收获，在这里，我开始集中关注上访问题，关注收容遣送制度，在这里，我结识了一些很好的朋友。

二

农村版采编中心每周六、日安排编辑记者接待上访者，有一段时间上访者很多以至于派出所专门派一辆警车停在楼下。我的工作日志记着9月9日下午接待一个江西上访妇女：

今天下午接待了一个江西来的上访妇女，她五十五岁的丈夫在村民与官吏的冲突中因为带头扣押了干部，被以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看完二审的判决书，我几乎要哭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帮贪官污吏太狠毒了！判决书上列举的事实很清楚：她的丈夫带头上访要求公开村里帐务，村民代表在县城被拘禁，村民怒而扣押了县里派到村里的干部。很显然，村民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讨个说法，为了反腐败，结果这帮家伙居然给农民安上了绑架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这实在太狠了！法律就这样被他们玩弄于股掌，可怜的农民太无助了。

整个下午，我一直在这种震撼中，我发誓，一定要把她的丈夫救出来，一定。

可是后来，我们却无可奈何，无论怎么申诉法院都不理睬。以后几年，我们常常面对这样悲惨的个案，和他们一样无助。

2002年底，我接到一位记者朋友的投稿，讲述一个执着上访的故事。双鸭山市民马继云家的四轮车被偷走，小偷用偷来的四轮车偷煤被抓获，四轮车被扣押并被警察长期使用。马继云起诉，后来虽然归还了四轮车，但对原告要求拖拉机的修复、扣押期间的经济损失不予支持。马继云于是继续申诉、上访。为了讨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场官司反反复复一打就是10多年。2002年10月24日上午，马继云在路上被宝山区法院两名干警按倒在地，塞进警车后备箱，直接送到看守所关押。双鸭山市政府对记者的答复是，马继云“多年缠诉”并“截领导的车”，为此对她“收容教育3个月”。

我打电话了解了情况，编排了这篇报道，并配发了这样的评论：

以个人牺牲换来法治进步

马继云为四轮车被公安局扣押使用，历尽艰辛整整奔波了13年。或许有人认为，至于吗？忍一忍不就过去了？然而，当我们站在整个社会进步的立场看就会发现，正是马继云这样普通而又执著的人靠自己的牺牲在推动整个社会法治的进步。

公安局或者其他政府机构在办案过程中，以种种理由扣押并非涉案人员的财物，甚至任意非法使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记者就曾经接到过很多这方面的投诉。根据现行的法律，办案过程中公安局扣押财物，算是进入了司法程序，不属于行政处罚范围，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对于当事人来讲，这是一处法律的空白，很多地方公安局非法扣押财物，地方法院都是不予立案，当事人只是忍气吞声。

马继云没有沉默，她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这要历尽艰辛，因为很多时候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老百姓官司还打不赢呢，何况法律规定本来就不明确？

正是马继云以自己的牺牲，指出了这样一个法律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引起了法学家们的讨论，进而，也可能会引起立法机关的反思，也可能因此成为修订法律补充法律的一个动因。是的，这些都是“可能”，可是，正是这一个又一个小人物创造的“可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法治的进程，很多改革不就是这么开始的么？

很多人选择了沉默，而马继云以自己的行动呐喊，她遭受恐吓，遭受打骂，遭受拘禁，可她没有退缩，靠她一个人来奔走呼号最终将在客观事实上填补法律的一处空白——这个问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种社会责任对于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她付出的牺牲实在是太惨重了！我们有理由向她表示敬意！

后来，我也没能帮助她什么。马继云和她的代理人盛其芳这两位可敬的老人一直在抗争，他们后来又对黑龙江的上访收容教育制度提起违宪审查建议，2003年底，该法规废止。

接待来访者过程中，我更深入了解了收容遣送制度。很多上访者都有被收容遣送的经历。中国改革杂志社旁边的高粱桥斜街的水果摊主、三轮车主等很多外来工也有被收容遣送的经历，我常常和他们聊天。

在西直门附近我还认识了湖北来的卖水果的秦兵一家，他们是典型的城市新移民，夫妇来到城市摆水果摊，蹬三轮车，女儿在北下关小学上学。秦兵几乎每年都会被收容一次。我想亲身体验那样的经历，和他商量，怎样才有可能被抓进收容遣送站，他半开玩笑建议我蹬他的三轮车，那样被抓的概率比较大，后来，未及做实验，孙志刚的悲剧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