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老家是哪里？民权——三民主义的民权，我回答这个问题时常常要做一点补充，中国真的有那样一个地名，诞生于民国那个理想主义年代。
一
1970年代豫东平原黄河故道中一个村庄，村子最前面一户人家，一个忧郁的小男孩站在院子的矮墙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那是童年最初的记忆。村里小伙伴们在干涸的池塘底下挖出一层一层的沙土，老人们说，那是黄河沉积造成的。对于黄河故道的真正理解是我上初中以后，骑自行车向东北10多公里看到黄河大堤，才真切感到我的家乡原来就在高高的河床之上。
小时候母亲常常讲她童年乞讨的故事。7岁之前她家里还算富有，后来外公嗜赌如命，输完了家产之后跟着路过的八路军走了。但贫穷的变故好像又是人生的幸运，1949年曾经跟外公财富相当的一位村民被划为地主。
20多岁时母亲作为大龄女青年嫁给了贫穷但很有文化的父亲，那时正值大跃进，村民们打着红旗不分白天黑夜忙碌，用铁锹把田地翻了一遍又一遍。接下来是惨烈的大饥荒，杂草、树皮等几乎一切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都被吃光了，很多人全身浮肿，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或者身体不太好的人渐渐死去。那时父亲奔走在河南信阳一代为人治病，很多年后父亲回忆那种场景忍不住长长的叹息，他看到有的村庄一户一户的人家死绝了，尸体都没有人掩埋。
父亲是那个年代里乡村少见的有正规医学文凭的医生，童年记忆中，有时半夜父亲被急促的敲门声甚至哭声叫起来，赶到很远的地方为乡亲看病，有时天亮才回来。父亲是乡医院的医生，在家时为乡亲们看病纯粹是尽义务，不涉及任何费用。每当春节，常常会有陌生人来看望父亲，很多年后，当知道“感恩”这个词的时候，我为父亲留在乡村的一生而感动。
1970年代后期，豫东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之后终于平静下来。作为村里第一个复转军人，邻居叔叔当了村支书。常常有人送礼，上级领导来了都是到他家吃饭，隔壁常常传来猜拳行令声。因为邻家地位变化，也因为母亲性情耿直——她向来反感权势只愿意照顾村里的弱者，本来友好的两家变得不睦。
故乡的田野、小河、忙碌的蚁群、紫色的泡桐花都成了童年美好的记忆。可是，我对乡土社会的印象并不像人们传说中的那么美好。政治运动、生存的艰辛、集体经济、霸道的特权无情淘汰了村庄的传统道德和善良正直之士。村支书是绝对的权力中心，即使这样一个小小村庄的邻里关系也到处能体现特权的影子。村民们常常为一只鸡、一棵树或者耕地边界发生争端矛盾重重。除了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孩子们谁有本事偷来“大队”的东西，谁就会受到大人们的夸奖。村里唯一的代销商店新进一批醋，大人们叫孩子要抢在第一时间跑过去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隔夜会兑水。
我是一个害羞笨拙的孩子，木讷地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似乎与乡村社会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童年的记忆更多的是伤感，一个人站在村子东面的田野里，默默望着远方的天空。
二
我家的村庄西北方向大约两公里 ，旷野里有一片红砖房子，那是我的初中校园。初三的教室座落在一片坟地上，出门两米 远就有一座坟，被顽皮的同学跳来跳去踩得光光的，院墙外面就是田野。没有电，冬天凌晨五点我们穿过田野来到教室，点起煤油灯大声读书，院子里有时传来黄鼠狼叽里呱啦的叫声。上完早自习，回家路上我一路骄傲地奔跑，常常把同学的自行车甩在后面。
1987年元旦那天，大雪纷飞，朗朗的读书声中，雪花时不时从塑料布蒙上的窗户缝里飞进来，我们的英语老师天不亮就来到了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大大的几个字“Happy New Year”。
198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在无数次旷野中疯狂奔跑、小河边或者雪野中长久沉思之后，终于想清楚了这一生做什么才最有意义。之前我曾经想过成为一名科学家，小学三年级哥哥给我的最早的启蒙读物是《伽利略》、《海洋的秘密》等，初中时知道了生物工程，于是打算学生物，努力从事生物工程研究然后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但从那个冬天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社会最需要的是真实、自由和公正，需要有人做理想社会的推动工作，我要努力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从那时我开始写日记，记录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成长道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样一个乡村会产生那样遥远的理想，那种遥远有时会让人感到绝望，很多年后我只能把这归于命运。
那年初三全班80多个同学只有5个考上了重点高中（几乎只有考上了重点高中才有希望考上大学），我幸运地在一次语文、数学、外语的竞赛中被直接选拔到了重点高中。
为了那次竞赛，5月的一天，打着雨伞踏着泥泞走了三个小时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几位同学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又等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等到一辆搭载我们的公共汽车。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县城，第一次看到火车，也第一次路过黄河故道，那烟波浩渺的水面从此以后成为我对故乡的梦境，高中每个月一次的周末回家路过那里我常常坐下来发呆一个下午。
我所在的高中叫民权高中，在那个叫民权的县城北边，校园后面就是辽阔的苹果园，再往后是和我故乡记忆一直相连的黄河故道大堤。春天温馨的记忆是我懒洋洋地踢着拖鞋，穿过果园，来到黄河故道的大堤，在一个麦秸垛旁看着看着书睡着了。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每天花大量时间读很多课外书，在日记里记下尼采、黑格尔、共产党宣言等等阅读感想。高一政治课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花大半时间在试卷背后写下长篇大论，评价科学社会主义，论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思考后来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慈祥的女老师发落，结果似乎有点令人失望——老师什么也没有说，我的成绩也过了60分。
晚上宿舍大通铺上，常常有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激烈辩论，我的辩论对手通常是九个室友。那时政治学教科书上说到资本主义就是腐朽没落，政治老师甚至给我们讲一个美国工人工资虽然表面上换算起来比我们高，但是除掉高额的房租、生活开支所剩无几甚至还要负债，结论是美国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当时已经知道，美国工人的福利事实上远远高于我们国家。
那是一个典型的忧国忧民的少年，现存的最早的一篇日记，1988年1月1日 记录的就是那种状态：
“我爱中国，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夸。新中国已经诞生三十多年了，可我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工业陈旧落后，农业还以手工操作为主。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不感到惭愧吗？同样是人，同样是一个民族，而且我们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一代落后于人呢？我们毫无理由再让贫困延续下去。如果我们再捧着祖先留下的‘四块金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我们何以对得起祖先，又何以对得起子孙后代呢？”
该上高二了，老师们忙着帮同学选择文科还是理科，我没有犹豫，也没有听取别人的意见，1988年5月25日 我在日记上写道：“要分科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这不是我一时的冲动，而是我早已期待的……”
1989年，高二的后半学期，同学们聚集在食堂旁边的小卖部踮起脚伸长脖子看电视。6月3日 ，我和几个朋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因为政治见解不同，我和家里人出现了严重分歧，而那一年我提前参加高考，成绩不理想。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我长久徘徊在火车站站台，身上只有一块多钱，随便搭上一列西去的火车，开始第一次远途旅行。
那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骄傲地踏上了一条遥远的未知尽头的路。正是在民权高中，我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和故乡建立了某种联系，我理解了民权的含义，知道了民国先辈们的理想。
三
想到兰大，总是充满了感情，那是我记忆中的西部荒野，是我成长的地方。
早上九点半，学校后门小街上的牛肉面馆，要上一碗牛肉面和两个大饼，饱餐一顿后走向甘肃省图书馆，读《人性的光辉——林肯传》、《拿破仑传》、《资治通鉴》、《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午四点半出来，到黄河边，沉浸在恢宏壮丽的历史中，在落日的余晖中徒步走回学校。
那是兰州很多个周末的记忆。很多年后回想起本科四年，那是令人骄傲的岁月，我几乎是学了三个专业，主科法律，辅修公共关系，考研科目是国际政治。这三个专业对我一生的事业都很重要。从法律科目看，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至少有三个学期总成绩在班上排倒数前几名。但我根据自己的兴趣读了很多历史和政治书。我如饥似渴地借书读书，八张借书卡几乎从不离开学校图书馆，很多个周末都是在省图书馆度过的。
四年大学期间，我写了9本日记，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理想和成长，比如苏联819事变写下预测和评价。除了这些日记，我还单独写了一本6万多字的小册子——《自由中国》。1993年的那个春天，很多个日子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埋头写作，这是一本和理想有关的书，表达对二十世纪历史的看法以及未来中国的样子。
每学期我们有两次劳动课——到皋兰山上植树。那是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刻，先是一场登山比赛，大家带上干粮，争先恐后爬到一个我们承包的山坡上，挖坑、栽树、浇水。劳动结束后打扑克、讲笑话，我常常在休息时爬到最高的山顶，俯瞰脚下雾霭笼罩的城市，发呆，或者练习演讲。
1991年底，庞大的苏联帝国结束了，校园里张贴着“苏联为什么解体”的讲座海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课期末考试要求写一篇论文，像高中一样我再次冒险，题目是“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必要性”，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还在批判市场经济，我的论文得了全班最低分六十多分。两三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揭开了市场经济新一轮大发展的序幕。
大四我报考了北大国政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国际政治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理想，我一直期梦想着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世界政府，我相信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考研的同时我寄给导师两篇文章，《冷战的尾声——中美关系的未来》和《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阐述我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思考和展望。但很遗憾，我没能考上。本来我可能会继续报考北大国际政治专业，但那位导师回信说我的文章观点有政治错误。我非常失望，从此彻底放弃了北大国际政治专业。
四
过于自负的我本以为能考上研究生的，基本上没有找工作，毕业对我意味着一次沉重的打击。6月初心情郁闷的我回到家乡。麦收季节，正好碰上三天以前家乡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村庄与国营农场发生土地纠纷，农场在警察的保护下到争议土地上收割小麦时双方发生暴力冲突，警察开枪，四名村民被打死，七名村民受伤，混乱中村民也扣押了对方的两名人质、两把手枪和一辆吉普车。我回到家乡的时候，警方和村民正在村口对峙。
第二天我骑自行车来到这个村庄。先是以学生的身份和村民聊天，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和村民的领袖谈了一个下午，终于说服了他们释放人质，当然我承诺愿意在土地纠纷问题上为他们提供法律意见。
尽管我清楚告诉村民，我只是一个大学生，不是记者，但还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的一些紧张。当晚县委书记来到我家，名义上是慰问和感谢，实际上是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放心，我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希望帮助双方和解。后来知道，县委书记到我家的时候市公安局局长就在我家院子大门外。
那是我第一次参与重大公共事件。有时想，一个人的立场很可能和某种天性有关，以后在辽宁铁岭、安徽砀山等很多地方为农民维护权益我都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寻求双方可接受的方案。我们的社会需要和解，需要有人走出一条和解的道路。
后来知道，村民们释放了人质，事情基本上也得到了妥善解决。毕业后我找工作曾经到商丘市公安局，局长一见面就说认识我，很顺利答应我可以到这里工作。但我只打算工作一年就考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不成一致，这里规定必须工作满三年才可以考研。我决定放弃这个工作，回到民权县，来到一家企业。
家人当然希望我到公安局工作，回到县城的一家企业，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80元，在很多人人看来前途仿佛就是破产和失业。来自家庭的压力是自然的，以后，当我冒着风险在全国各地维护公民权利，这种压力时常出现。还好，母亲对我的担心时间太久了，从中学时就开始担心，太久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也就不那么可怕了。在稳定的工作和理想之间，我选择了理想，幸运的是，我顺利考回了兰大法律系。
五
我的硕士专业是经济法，其中包括一年的经济学课程，这极大开拓了我的视野。我开始思考法律的成本、政府管制是否必要等问题，这些思路直到我后来作为海淀人大代表时讨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还很有用，因为经常有代表提议什么问题政府应该管一管了，就像媒体经常呼吁的那样，而我提醒大家，问题确实存在，但不一定就要政府来管，政府管制可能成本很高，我们应该考虑还有没有更好的治理方式。
沙漠、草原、戈壁成为西部记忆的重要部分，几乎每一个暑假或者节日，我总会选择一个地方旅行。1996年夏天我加入一个探险队，主要组成人员来自两个乐队，其中我熟悉的两个成员赵兵是法官，邴喆是警察。8月一个月圆的晚上，我们一行十人，每个人腰间挂满瓶子，带着将近20斤水，背着大饼咸菜，乘公共汽车在武威北部一带沙漠边沿下车，徒步走进沙漠。那个夜晚，我们在古汉长城烽火台下搭起帐篷，看大漠日落，看繁烁的星空，看月亮在沙丘上缓缓升起。
正如本科毕业一样，研究生毕业我再次面临现实工作和理想之间的困惑。到南方周末经历了一段见习期，同时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最后签约了公务员。之所以愿意成为一名公务员，我是希望能够熟悉国家机关的运作。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北京。小时候就听到爸爸讲我的曾祖父的故事，家乡传闻说他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被日本人毒死了，就埋在王府井一带，父亲说家人曾经去找过但一直没有找到。1996年第一次来到北京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大气而有历史感的城市。
毕业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的论文题目是《经济法制本土化的文化误区》，专门批判苏力的本土资源说。论文被送到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那里外审，他写了长达六页的批判信，扣上了“私有化”、“民族虚无主义”等大帽子，当然是通不过了。
在蔡永民教授帮助下我连夜修改论文之后飞赴四川大学送一位教授外审。第二天法律系专门为我个人安排答辩。整个答辩经历了三个半小时，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半，可能大家都很饿了才算结束。
旁听席上十几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走出会议室，等待判决。几分钟后宣读表决结果，可以拿毕业证，但不能拿学位证。听完结果我动情地说，在兰大，我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七年青春时光，没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局，各位都是我的老师，知道我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我会反思自己的过错，但我还是恳请我的老师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请相信，无论走到哪里，我决不会辜负兰大的名声。
那一刻终生难忘，我看到有的老师眼圈红了。一位老师主张再表决一次。我们退出来等待，但这时答辩秘书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学校没有规定可以第二次表决。我只能等半年以后重新答辩。
这次挫折在以后的日子里让我反思了很多，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遥远的大西北，那个从黄河边徒步走回学校的年轻人太狂妄了，没有给自己的导师以及其他很多人应有的尊重，人，应当学会谦卑。可当时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毕业的时候，我没有资格穿硕士服，于是借室友一身博士服拍的毕业照。
7月底得知我的工作出了麻烦。本来没拿到学位就是问题，但教育部认为只要有毕业证就应当派遣。到了工作单位不久，新的麻烦随后来了，这和我在兰大的活动有关。我和几个同学在兰大组织了一个活动名叫“二十一天”，即每三周聚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有一次在教室里公开讨论《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我现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好事者开始盯上我。
六
8月，面对工作变故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和家人联系。接下来几个月是动荡的日子。决定去南街村作社会调查，在这个处处是标语和口号的村庄里，我已经了解到他们光是贷款就达六个多亿。但一周之后很快就面临生计问题。我考虑到附近的企业找份工作，这样方便社会调查。
我开始在一家企业担任董事长秘书。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八九点回住处已经很累了。这些忙碌也很有收获，但我真的很在意，企业的工作距离我的理想越来越远。如果在这里一直呆下去，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高层管理人员，也会有很好的收入和生活。但是，我的理想是公共服务。曾经想过从事实业，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但是，第二次到企业工作的经历让我终于明白，挣钱和公共服务需要的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从事公共服务和从事商业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我决定离开，找一个大学或科研机构解决生计问题。
1999年的春节期间我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社会调查关注基层民主的愿望，于是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复习考博士。考完一度也想过留在北京，关注上访问题，可是留在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生存压力，而找一份普通工作意味着大部分时间为生存而忙碌，我不想浪费时间，4月底，得知考博无望，决定回到郑州。
我决心留在郑州三年，好好作关于基层民主的调查研究，然后凭着自己学术上的影响力重新回到北京。在郑州可以留在大学或者社科院，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回到郑州对我而言还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搭乘上访者的拖拉机到农村调查个案，而在北京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北京距离村庄太遥远，我支付不起路费。
安顿好了工作和住处，那个满怀豪情的年轻人开始了心中神圣的仪式——祭拜中山陵和黄河，他要告诉先辈们，无论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也绝不会放弃心中的梦想，在经历了一连串挫折之后，他要开始新的征程了。
很多年后我都清楚记得那个命运的细节。1999年7月10日上午9点多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登上中山陵。在中山先生的陵寝前，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静静站立，一遍一遍默念，中山先生，我来了......视线不知不觉模糊了。然后我出来，坐在石阶上，想这个民族一百年的坎坷和未来的道路。直到下午一点钟很饿了才离开。7月11日晚 回到郑州，12日一早去黄河。在去黄河的公共汽车上我接到了好友王建勋的信息，说我考上了博士。
七
在北大三年，一个不安分的理想主义者似乎比别的同学有更多故事——在未名湖里游过泳，在湖边醉酒骑车磕坏过门牙，从湖水中拽起过一个要自杀的女孩，在静园草坪演讲，去辽宁铁岭法律援助被当地政府关押……
和很多北大同学一样，我骨子里有一种情节，二十世纪那些激情澎湃的历史记忆也属于我。第一次考研失败后本以为放弃了，但到考博时，在江平老师和苏力老师之间我选择了苏力还是因为北大。1999年4月得知成绩，根据以往的录取线，三门课有两门不及格，彻底无望。本想跟苏力打声招呼，告诉他，我一定还会回到北京的，但自尊的我徘徊在法学院门口很长时间还是独自一人默默离开了。
当好友王建勋告诉我在北大法学院发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时，那时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如果不是建勋偶然看到可能就会一直搁在那里了。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跟苏力打了电话，之前我和他从来没有任何私人联系，只有面试见过一次。
接下来办手续，去西藏旅行。8月底来到北大。入校不久苏力先生去了美国，我和滕彪被委托给贺卫方老师代管。我很骄傲能师从北大法学院两位杰出的学者，而且二者又是那么的不同。
两个人是法学界两种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一个说，我们要现代化就必须向别人学习，一个说，不要忘了自己的现实，急是没有用的。贺卫方延续的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启蒙的声音，当下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现代化，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中国已经走在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向别人学习。而苏力认为，知识分子过于理想主义，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有中国自发的独特的道路，现有的秩序自有它的合理性。
不喜欢被约束的我从没有主动和贺老师联系过一次，但是，在思想上，我们是相通的。毕业以后我们的联系反而越来越多了。和苏力老师相反，因为观念和道路不同，毕业以后渐渐失去了联系。
八
在北大很多难忘的日子是和两个好朋友滕彪和俞江连在一起的。
滕彪是我在北大时的同门师兄弟，我们俩是朱苏力1999年招收的仅有的两名博士生。这个从吉林桦甸农村出生的腼腆而木讷的孩子在小学中学年代除了学习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有一次舅舅来到他家因为滕彪叫了一声“姨父”——舅舅还很高兴，因为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主动开口说话并不容易。从1991年开始，滕彪在北大一呆就是十一年，本科法学，硕士图书管理，博士重回法学院。北大对于滕彪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十一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在这里听到了那些从没有过的闪耀的思想，在这里他成了一位诗人——写下了很多优美的文字；在这里，他开始了幸福的恋爱——那一大箱子情书是他和爱人最珍贵的财产；在这里，仅仅两年之后，这位后知后觉居然“大胆”地在三角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然后大义凛然地被送到了学校保卫处。
俞江大学毕业后曾经当过三年警察，这是他最不愿意提起的一段经历。有一次喝多酒之后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作为警察猛烈殴打了一个抢劫犯以后，转身出了门眼泪刷就流了下来。这位出自基层派出所的彪形大汉后来成了北大法学院的学术精英，三年博士生期间他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在我们那一级法学院博士生中绝对是佼佼者，所以刚一毕业30岁的他就被华中科大聘为正教授。
和俞江真正认识是在2000年5月24日 静园草坪同学静坐的时刻。那年5月，北大发生了邱庆风事件。北大昌平校区一个叫邱庆风的一年级女生回校路上被杀死，同学们祭奠，同时也表达对住昌平校区的不满，校方怕出事于是阻挠祭奠，很快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发展为学生集会抗议。在静园草坪的集会上，我发表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和对校方的批评，当时有人拍录像，同学们群起呐喊要把那人的摄像机砸了，我说，我们不怕录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坦荡的。
那次集会上我收到了俞江提醒我注意安全的字条。之前虽然互相知道但不熟悉，毕竟那年我们博士班有108位同学。后来事件平稳结束，昌平校区从此成为历史。
静园草坪事件之后法学院逐渐就有了所谓的“三剑客”。我们三个就经常一起讨论自由主义、新左派、法治、民主、传统、文化、语言、后现代等等。我们设立了“小金库”，起先在小东门外一家四川菜馆吃水煮鱼喝二锅头谈学术，后来那里拆了，于是搬到南门外的老虎洞，后来，老虎洞也拆了，又搬到了西门外老马家。不久，在毕业之前的那个春天，老马家也拆了。我们只得混迹于以前最瞧不起的三角地菜馆。不过，三角地菜馆有个好处就是离未名湖比较近，每次喝酒到饭馆关门讨论还不尽兴，就到未名湖边继续争吵。
毕业前的五月份的一天大约凌晨一点，我们三个喝完酒骑车在未名湖边唱歌。突然一个男生冲过来说，有人要自杀。我们甩下车子就冲了过去。我跑在最前面，眼看着一个女孩跳进了湖里。我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我们三个一起把她拉上岸。还好，湖水不深，只湿到了腰部。
我们一起到了27楼，让她换了衣服，慢慢聊天。她男朋友在北大读研，她为了爱情放弃稳定工作来到北京。工作不顺利，她们又经常吵架。这次吵完之后，她顿时心灰意冷，想到了自杀。
那天凌晨从俞江宿舍很骄傲地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我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这三年，我在未名湖边的故事似乎已经圆满了。
九
2000春天，我第一次登陆“一塌糊涂”bbs，那是一个新的天地，我的很多想法终于不必放在抽屉里了。
我在“一塌糊涂”和“北大未名”bbs上的ID都是sunnypku，昵称是“自由中国”，签名档是“一生为了一个梦想”。很快在这里认识了monic、bridged、bambi、puccini等网友，我们都是网上著名的“右派”，与“左派”经常发生争论。
接下来两天我和很多人展开网上激烈辩论，当时我强烈地反对恐怖袭击，并且抨击那些为恐怖袭击叫好的人为“恐怖分子”帮凶。我在网上引起最激烈批评的一篇文章是《致恐怖分子的喽啰们》，其中有很多类似激烈的话语：“说你们是法西斯，太便宜你们了，你们不配作为人，更不配作为中国人。我为你们这样的毫无良知的同类赶到耻辱，更为你们侮辱中国人的尊严而愤怒！”
但是不久以后我就后悔了。我逐渐理解了911背后欢呼人群的另一种价值观。这个世界常常不是简单的真理与谬误，而是问题的不同方面。正如左派和右派各自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人类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样，虽然有一方被证明是错误的，但那种错误只是过去或现在一段时间内的错误，未必永远就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布什和拉登与其说一方代表正义另一方代表邪恶，不如说，他们都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人类的信仰是那么的不同。要想真正解决文明的冲突，不可能一方消灭另外一方，而是必须找到高于两者的思路。
那段时间我写下了《论世界政府》和《我们共同的神》两篇文章。这看起来异想天开的文章不是一个旁观者进行的学术探讨，而是一个行动者思考和确定的目标。
《论世界政府》是关于人类未来新秩序的构想。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结构层次中，当今国际社会需要超越国界的公共权力，包括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民主决策机构作为政府首脑；一套强力机关以制止侵略，维护秩序；一套司法机构用于解决争端和惩罚犯罪；一套经济服务机构以减少贸易壁垒、防范金融风险、协调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一套环境保护和外层空间开发机构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保障机构。世界政府并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一种崭新的创造，而不过是顺应这个时代的一种已经出现的趋势和潮流。从世界政府的构成来看，那些机构在当今世界都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虽然有些还仅仅处在萌芽状态。比如联合国作为决策机构，海牙法院作为司法机构，等等。人类需要更加明确的认识和主动性，推动超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成长。事实上，随着科技进步，随着经济一体化，随着人类越来越多的道德共识，随着中国的民主化，我们正在见证这一自然的趋势。
《我们共同的神》是关于宗教的思考。其实所有的宗教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而人对上帝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但人的局限性又使得他们认为自己信奉的是唯一正确的上帝，别人信奉的都错了，于是就有了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有一天人类应该能认识到，不同的宗教只是历史文化的痕迹，只是适合于不同个性的人认识上帝的不同途径。
人类社会秩序也要健全民主法治，通过确立超越国家边界的世界政府解决文化冲突以及环境等人类共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遥远不可企及的梦想。而且我相信，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将在这个伟大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十
2001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辽宁铁岭的上访农民梁桂林，1995年沈哈高速公路修建时征用了他所在的地云所村678亩地，而补偿款几年间就被地方官员挥霍一空，村民失去土地又没有补偿，他代表村民上访。
我随梁桂林到了地云所村。经过两天调查了解，基本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村委会为了掩盖补偿款被挥霍的事实，打算在全村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从土地多的村民小组拿出土地补给被征去土地的村民小组，其中第八村民小组按照人口比例要被抽走的土地80亩。
我努力以中立的立场帮助解决问题，其实也是在帮助地方政府。我召集村民代表，给他们分析形势，提出一个中间方案，要村民拿出土地，争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给一些适当的补偿，至于原村委班子腐败的问题，有关部门查过了，很难再有什么进展，大家所能做的就是认真对待选举，选出一个让村民放心的村委会，建立起规范的账目和良好的监督机制，防止此类事件以后再发生。
说服了村民代表之后，我决定召集村民大会，表明我的看法，希望矛盾就此解决。这也算是我临走前给村民的一个交待。但我所作的这些努力引起了地方政府的误解和愤怒。
一路警笛大作，我被带到了派出所。这其间，北大的很多朋友得知消息纷纷打电话质问派出所，并在网上发起营救，有人甚至号召上街游行抗议我被关押。在同学们的强烈声援下，六个小时后他们不得不释放我。当天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雪，他们放我出去的时候，警告我不能再回村里，但我说必须回到村里，否则村民会担心的。
我立即打车来到地运所村，在梁桂林家，很多人在为我担心，看到我回来了，有老人几乎流下了眼泪。当夜，我向他们道别，村里已经出现不明身份者的黑影。
一天以后我回到北大，几乎同时，铁岭地方政府官员也来到了北大，他们向学校告我扰乱社会秩序，要求北大惩处。他们还通过关系找了国家安全部，安全部转给教育部，教育部给北大施加压力，听说有人提议开除我，是我导师顶住了压力，使我的学业得以继续。
很多年以后我再也没听到梁桂林的消息，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这个事件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帮得了村民们，尤其是梁桂林被判一年劳教深深刺痛了我。
2002年7月，离开北大的日子临近了，在一次未名bbs聚会上，才突然感到这三年时光如此匆匆。我写下了《未名记忆》作为未名湖边的故事集，其中，故事里那个声音，很多年常常在我心中回响。
那是在新千年到来的那个狂欢之夜，很多很多人在未名湖厚厚的冰上手拉着手跳舞、唱歌。我和朋友们疯狂地跳啊唱啊，无数次摔倒在冰上，无数次又爬起来继续。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这整个世界的狂欢，不管相识不相识的，我们都共同有这个时刻。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循着钟声来到南岸的小山上，很多同学围在那里。突然传出一个令
人震撼的声音：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祈祷新世纪的来临，祈祷一个自由富强的中国！燕园神
圣！燕园伟大！我不知道是谁在说话，但我知道，只有燕园才会有这样的声音，这是理想主义的最后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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