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无论经历多少坎坷挫折，我们依然执着地相信，公民社会健康理性的政治反对派必将成长起来，与体制内外所有坚守良知正义的优秀公民一道推动中国的和平宪政转型。我们相信这个时代，相信这个民族的命运，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动荡和苦难之后，终将迎来新世纪宪政文明的曙光。
一
2003年7月的一天，张星水律师打来电话，相约见面，具体谈什么大都忘了，但有一件事——提议成立一个公民参与社会改良的组织——对我们接下来的几年工作乃至更长久的未来都可能产生影响深远，这次见面是公盟的起点。
当年十月，我们正式注册成立了“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因为不能注册“阳光宪政”，临时想了这个名字，但在我们心中，我们团队的正式名称是网站上的名字——阳光宪政，阳光、宪政，是我们纯真的梦想。
成立一个公民参与组织，我在读博士期间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当时考虑的是，到底是以律师事务所的方式还是NGO的方式。虽然注册是公司，但完全是非营利性的，我们必须强调，这个组织的存在是为了良心和正义，不为任何经济利益。
这个时代需要公民组织把民间理性力量整合起来，在捍卫法律尊严、维护公民权利、推动公共政策改革的过程中推动民主法治进程。这个组织越是理性和有力量，中国的政治文明转型将会越温和，代价越小。
2003年作为“阳光宪政”的起点似乎有它的内在逻辑。这一年，全国一百多家媒体开辟和扩大了“时评”版面，《走向共和》热播，SARS肆虐北京把数十年一贯的信息封锁体制冲开了一条裂缝。这一年，以孙志刚案为标志，媒体、法律学者和公众发起了维护宪法权利的浪潮，一个捍卫公民权利的法律职业群体现身公共视野，公民维权运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开始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阳光宪政”成立后第一件事是推动人大代表选举。2003年11月和12月正值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本人第一次竞选。但是，团队的工作和我本人竞选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团队主要是在北大开展关于选举知识的问卷调查，起草呼吁信寄给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求预选，组织专家和媒体研讨预选的必要性，等等，郭玉闪、王彦等做了大量工作。
2004 年1 月，国家即将修订宪法之际，我们组织一些法律学者共同起草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提出了全面修改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的建议。并征集了贺卫方教授、季卫东教授一批著名学者的联合签名。2月28日 在北京举办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学术研讨会。3月“两会”期间，“建议”通过邮寄的方式递交给全国人大。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结果，但这是一次公民参与修宪的尝试。
2004年2月开始，我们参与代理南方都市报案。张星水律师组织法律专家研讨，滕彪、俞江等写文章声援，郭玉闪、李玉洁等组织网络舆论，阳光宪政网是我们的舆论平台，虽然很小，但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江平等法学专家的立场都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网站发布的。
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我们也因此遭遇到了第一次挫折——“阳光宪政网”三次被关闭。就在法律专家的评论发布不久，一天上午我们突然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她代表网络管理机关建议我们删除“阳光宪政”网关于南方都市报案的文章。我们做出了让步，删除了一部分文章，但是，到了5月30日 ，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到来了，阳光宪政网突然打不开了。我们重新注册了一个域名，几天以后又打不开了，在喻华峰案宣判的前一天，我们的备用域名也打不开了。从那时起，我们越来越“敏感”了。
作为网站被关闭的回应，我写了《我们依然认真》，结尾表达了我们的愿望：
或许，阳光宪政以后还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清楚知道，这片古老的土地有着两千年专制的背影，通往宪政的道路多么漫长而艰辛。但是正义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做，于是我们认真去做。
我们认真对待公民的权利，认真对待我们的法律，认真对待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实践民主法治的时代，我们相信一个伟大国家政治文明的进步。我们相信很多很多，那些庄严的和神圣的——尽管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们那些写在纸上的动听的话在骗人，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是一群虔诚的信徒，固守着一个纯真的诺言——那个在一个多世纪里反复呐喊的声音。我们不能因为很多人绝望而绝望，不能因为很多人放弃而放弃。我们相信祖国的未来，以这样坚忍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的更是我们民族的幸福。
是的，我们依然认真。我们是一群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我们尽力去理解中央政府在这样一个变革时代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所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我们尽力去理解所有的中国人在一个旧体制面前的困惑和无奈，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想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我们不是批判者，我们是建设者。回首这一百年的革命、动荡和苦难，我们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建设的时代。我们相信所有的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怀着共同的希望和责任——建设一个现代中国，它的根基不是阴谋，不是暴力，不是谎言和恐惧。它的根基是自由，是法治，是理性和爱。
我们继续满怀热情地努力工作。
2004年6月，喻华峰和李民英减刑，8月邓海燕和程益中先后获得释放。这段时间里，郭玉闪主持六期人大代表论坛，先后十几位海淀区和北京市人大代表参加，阳光宪政办公室充满了时代进步的希望。
2004年9月因为“一塌糊涂”BBS被关闭事件，阳光宪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北大“一塌糊涂”BBS有我们很多美好的记忆。2000年3月，我第一次在论坛上注册ID发表文章就是这里，在这里结识了Bambi、Monic、BridgeD、Puccini等很多自由派网友。毕业后我们从未离开它， 2003年4月，SARS肆虐的时刻，我们通过它获知各界关于疫情的信息，5月，孙志刚案发生以后，我和俞江、滕彪等很多朋友在“公民生活”版讨论能做什么。
那个时期网络刚刚兴起，BBS对于思想交流和信息传递起着重要作用，而“一塌糊涂”是全国最大的几个BBS之一。也因此
“整顿”的消息不断传出。2004年8月19日 ，这里再次进入“整顿”，公民生活、台海观察、弱势群体、反腐倡廉等大部分和政治、社会问题有关的版面被停止发文。9月13日 ，这个拥有注册网友30万，最高同时在线21000多人的言论最自由的网络社区在距离5周岁的生日还差4天的时候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作为多年忠实的网友，我和俞江、滕彪自孙志刚案之后再次联名发出公开信。之后几天北大校园里出现一个小规模集会，参加完集会的几位热心网友一起来到“阳光宪政”办公室休息，他们被便衣跟踪了。加上之前我们三个人的联名呼吁，使得这项网友自发的行为看起来很像“阳光宪政”的策划行为。巨大的压力下，原来一直持续的人大代表论坛也停下来了， 2004年的冬天，在五道口华清嘉园的阳光宪政办公室基本上停止了工作。
2005年3月，海淀区工商所通知我去一趟，说我们的机构被注销了。我问什么理由，有什么法律根据吗？回答说上面领导的决定，再问，副所长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解释这么多了。后来听说，“颜色革命”引起了某些人紧张，包括“阳光宪政”、“自然之友”以及江平、吴敬琏先生在上海办的一个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等共六家NGO都被注销了。
二
我们没有太在意阳光宪政被注销，很多时候，我们只管前行。2005年6月，我们注册了“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内部成立“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盟”是2004年我在美国期间受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启发想到的名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民间组织，他们的成员大多是具有左翼倾向的律师、知识分子，义务为联盟工作，主要行动是通过诉讼捍卫公民个人宪法权利，特别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他们站在民间立场上，捍卫共产党人、三K党人、种族主义者、激进宗教信仰者等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相当极端的“另类”的自由，他们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相当激进，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里也颇有争议。但是，他们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更多的人理解了自由和宽容的价值，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我们远远不能如此奢侈地追求少数人的权利，我们常常在追求多数人强烈认可与支持的权利的时候还不能获得胜利。我们常常挑选的个案往往是最极端的，能够引起广泛共鸣与强烈支持的个案，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站在公众一边。很多时候，当我们捍卫宪法权利的时候，面对的司法常常被淹没在巨大的权力阴影之中，为自己当事人辩护的时候，还必须要用舆论的工具救援阴影中的法官，甚至法律技术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舆论的阳光拯救司法的尊严。更重要的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面对的主要是一个司法实践的问题，而我们面临的主要使命是民主法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甚至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政治文化变迁。这个责任要沉重得多。
2005年我们开始信访问题调查项目。我们分别在河南、福建和湖北选择三个县深入考察信访问题的成因。3月，我走进北京南站的上访村和上访者生活在一起，其中4月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体验了普通上访者的遭遇——被殴打。近20万字的报告《中国信访调查》2007年正式完成，曾经和北京一家出版社签了合同要出版，但后来迫于某方面的压力不了了之。
2005年我们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影响的个案。我和张星水、范亚峰等法律人一起关注蔡卓华案，为宗教信仰自由辩护。参与陕北民营石油案，我写了调查报告《以国家的名义——陕北民营石油案调查》，和滕彪、高智晟、李和平等法律人一起营救朱久虎律师。继续代理承德陈国清等四人的冤案，和陈岳琴、李玉洁等一起到沧州监狱了解真相。继续援助喻华峰，我和浦志强律师一起到广州进一步取证。援助福州警匪勾结抢劫杀人案受害人陈信滔，和储备律师一起到福州调查警匪勾结杀人抢劫的惊人黑幕。这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陈光诚案。
2005年7月的一天，位于北京大学南门资源楼上的公盟办公室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求助者，他叫陈光诚，双目失明，大学毕业后自学法律，帮助村民维权，当地政府发起了计划生育运动，成百上千的乡亲们被非法关押，恣意殴打，不得已他来北京寻求帮助。滕彪、郭玉闪随后到当地调查，在网上公布了系列文章，揭露当地政府野蛮执法过程中骇人听闻的真相，比如株连亲属、邻居，把上百人关在一个大房间里不准上厕所，让六七十岁的兄妹俩互相打耳光，等等。9月，国家计生委承认临沂野蛮执法的事实，此后不久，陈光诚失去了人身自由。
10月初，我和李方平、李苏滨来到东师古村看望陈光诚。我骑自行车进村没有引起公路边和村口看守注意，径直来到陈光诚家门口，大门紧闭，大约八九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守在大门外。我刚要冲着看守走过去，身后有人过来阻拦，把我拖到村口。我拒绝离开，很多看守和村民围过来，这时光诚听说了冲出重围来到村口，我们紧紧拥抱。此刻，我也只能说，保重，我们不会放弃的！几分钟后我们被迫离开。后来和政府协商，只有一个要求，去光诚家正常探望，他们不答应，我们再次来到村口，被看守拦截、殴打，李方平律师几乎被打到路边的河里。
这是我们第一次被打。以后的几年，因为一个盲人，东师古村越来越恐怖荒诞。2006年3月11日，陈光诚被刑拘，罪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而真相是便衣看守把要去上访的陈光诚围堵在公路上。7月，我作为辩护人被指控“小偷”被逮到派出所，9月，李方平律师在去临沂的路上被便衣用铁棍打伤头部。4年3个月后，2010年9月陈光诚出狱，他的家立即成了监狱，数十个看守日夜把守在他家周围、村子的各个路口，他家被安装了信号屏蔽仪，没有电话信号，两年多的时间里唯一一次打出电话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雷电把信号屏蔽仪击坏了。2011年，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公民前去探望陈光诚，渐成公民运动之势。2012年陈光诚逃出东师古，在郭玉闪等人的帮助下进入美国使馆。
2005年底，《亚洲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是维权律师群体，我和滕彪、张星水、高智晟、李和平等都在其中。事实上到2005年，体制外的法律人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团队，在一系列重大案件中团结协作。2005年秋季当局准备取缔高智晟律师的律所，处罚听证会上我和李方平律师代理，之后在绝食抗争的问题上，我们二十几位法律人曾一起坐下来努力劝说高律师缓一缓。我们可以有分歧，但大家尊重规则，数十年来中国民主运动终于开始出现一个韧性战斗的群体。
三
2006年9月，因为帮助陈光诚，公盟面临自2003年成立以来最大的压力。直到11月份以后政治气氛略有好转，我们开始了两个积极的行动，一个是帮助热心公益的小区业主竞选人大代表，另一个是推动北京养犬立法修订建议项目。
人大代表一届任期应该是五年，但这是中国，为了奥运他们可以任意“提前解散政府和议会”——这是我们在海淀区联合了123位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异议时的用语。2006年又到了人大选举时，我们抓住机会推动直选，给小区业委会、律师等有可能关心公益的群体大量寄信，鼓励并指导大家参选。我本人在北邮选区也再次当选。
养犬立法项目和我的人大代表职责有点关系。我最早关注此事是作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参加《养犬管理规定》的执法检查，当时在会上提出此法不可行。最早向我求助的是北邮的一位老师，她家的狗因为身高超过35厘米，随时可能被警察抓走。公盟经过讨论把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作为一个立法研究项目。我们的工作分为三个部分：展开大规模调研，研究现行法规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研究借鉴世界各大城市养犬法律的基础上为北京市起草新的养犬管理规定；游说人大代表推动立法变革。2007年1月，43位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签名支持我们的建议，我们还游说北京市人大代表提出了议案。虽然养犬立法建议并没有推动北京养犬法规的修改，但是，北京2006年9月份大规模的抓捕大型犬、无证犬的行为基本上停止了，警察执法也基本上停留在“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不再主动制造矛盾。
2007年和2008年，我们帮助勇敢的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直选，给北京1万6千名律师寄快递进行动员；我们为很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这其中包括黑砖窑受害者和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结石宝宝）；我们组织起草了尽快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报告，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报告、不动产征收法草案、《藏区314事件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等研究报告和立法建议。
2008年9月11日，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我们几天之内组建了全国各地100多位律师参加的志愿律师团，为结石宝宝家庭提供法律咨询，同时，联系家长群体准备集团诉讼。在国家公布受害人数量之前，我们通过一些地方医院的信息汇总，准确推测出结石宝宝可能接近30万人，在此事实基础上，根据民法有关规定，我们设计了赔偿方案，测算出了一共需要约39亿元的赔偿。
政府主导的赔偿方案分为三个等级，死亡的20万元，动过手术的3万元，普通患者2000元，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远远不够，那些动过手术的小孩太惨了。从2008年9月11日到2011年9月11日，整整三年，我们直接代理的全国各地受害者400多人，只有10多个立了案，有一个开了庭，但没有一个宣判。我们不得已两次到香港起诉三鹿公司的股东，也没有结果。期间我们争取到的最大一笔赔偿不是起诉人身损害，而是抓住了该企业的一个虚假广告，法院立了案，然后和负责人真诚协商，他们拿出100万元赔偿了该品牌的50多位受害者。那是一个让人骄傲的时刻，我们信守了承诺，当2009年8月公盟被处以142万罚款，社会各界纷纷捐款的时候，林峥正在南方把100万元赔偿发到受害者手中。
2008年314事件发生后，为了探析这一“突发”事件背后的社会土壤，通过在当地的调研和访谈相对客观地了解变化中的藏区，加深民族理解和包容，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公盟决定成立调研小组，由北大的新闻系研究生藏族同学方堃带队四人小组历时一个多月深入藏区考察，另外前后花几个月时间研究有关背景资料，访谈一些专家，于年底拿出了报告初稿。
报告的基本结论是：在现代化大背景下，藏区的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其他省份、其他国家乃至藏区其他民族的人相比，显得相对落后，尤其是看到那些外来人员在藏区挣的财富，无形中会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与此同时，传统的宗教文化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很多年轻的藏人是困惑迷茫的一代。另外，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造就了一批地方藏族干部，他们利用来自上层的权力资源在民族地方构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国家的经济援助大都变成了少数的政绩工程和少数私人的财富，普通藏人感受国家的帮助不如感受到的被剥夺感更明显，他们像很多内地省份居民一样对地方吏治多有不满。日积月累的困惑和愤怒加上外部力量的影响，导致了314事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认真倾听普通藏人的声音，引导藏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发展，关注年轻藏人的生存状态，尊重和保护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更多地站在藏族的立场上而非汉族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寻求尊重藏族社会特点和意志的现代化之路等系列建议。
考虑到某些人可能觉得报告敏感，我们先把报告寄给国家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反馈，于是公布在网上。有了外媒关注之后，报告突然变得很敏感，被删除很厉害，有关部门找我谈话，我的立场很明确，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当然希望国家统一，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可是，有的人不这么理解，公盟为此面临巨大压力，甚至有可能是税案的导火线之一。
2009年公盟办公室更加忙碌。两会期间，我们提出县级应当实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废除教育领域的行政垄断、停止强制计划生育、取缔黑监狱保障人权、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等十项公民建议，把《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研报告寄给了国家有关部门领导。4月编写了《公民维权手册》，举办了第一期法律知识培训，为邓玉娇提供法律援助，为姚晶被打伤成立了法律援助基金。5月，向北京73家政府部门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和“本部门所有收入支出具体情况”。6月，召开律师、网络专家、媒体等各领域公民的研讨会反对“绿坝”过滤软件。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通过这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推动权力纳入法治框架。我们相信，法治的进步依靠点滴积累，我们愿意在这历史进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角色。
但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面对公民社会的成长，他们充满敌意。于是，2009年7月，一个从不盈利的公益组织遭到税务部门的严苛处罚，公盟遭遇空前的危难。
四
7月14日，税务部门下达通知，作为一个从不盈利的民间机构，遭遇最高上限5倍罚款，142万多元，真的让我震惊和愤怒，这是针对耶鲁大学的三笔捐款，三年来这三笔捐款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7月29日，我和庄璐以偷税罪被捕。
最危险的时刻，公盟决策成员和办公室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坚持工作。好在这个社会并没有全面倒退，温和理性的道路还没有被堵死，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帮助下，事情又出现了转机。8月23日，庄璐和我先后被释放，考虑到庄璐不久前考取了律师资格，也考虑到以后的工作空间，我们决定缴纳罚款。2010年8月22日，公盟税案撤销。
2009年10月，我们重新开始工作。公盟公司以及“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主体资格在诉讼争议当中，我们也注册了新的公司。但是，对外不再以公司的名义，我们以“公民”的名义活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民，合在一起也叫公民，公民的联盟也可以简称公盟。
我们继续为结石宝宝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2011年我们继续援助夏俊峰，那个被殴打时奋起反抗杀死城管的商贩。我们援助河南新乡的张好峰父子，他们在自家院子里和夜晚持刀砸门闯入的凶徒搏斗杀死了带头的村支书的儿子，父子被判死刑和死缓，后来该案发回重审。我们继续围观黑监狱，2011年元旦整个下午我们在丰台一处拉着铁丝网的三层小楼前一次次拨打110期待警察解救黑监狱里的上访者。
2009年底，王功权先生提议关注教育平等，经过讨论我们订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工作计划，帮助那些父母在北京工作、生活却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在北京正常读书和参加高考。之所以预订三年，是考虑到推动社会进步的艰难，没有足够的压力，很难有实质改变。
考虑到现实可行性，我们决定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实现小学升初中的平等。2010年之前，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小学毕业可以参加电脑派位就进升入初中，而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在北京读完小学，得靠家长自己找门路上初中。我们完成了调研报告《人生而不平等》，列举了北京中小学户籍歧视的现状。我们组织家长代表们先后八次找北京市教委和海淀区教委“协商”政府如何落实他们的法定责任。同时我们也准备好了诉状，义务教育，是北京市政府的法定责任。
第八次去海淀教委，大家已经在承受巨大压力，从那时起，家长团队和维稳部门的摩擦几乎不断。2010年6月，北京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外地户籍孩子也能参加电脑排位升入初中，第一次实现了和北京户籍孩子大体平等的机会。
接下来大家开始第二阶段的工作，继续征集签名支持，每个月去教育部请愿一次，调研完成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组织方案发布会，动员人大代表帮助呼吁等等。2010年8月，我们建立了网站，9月，支持签名突破一万人，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大幅报道，后来我们知道，此后教育部成立了专家小组，专门研究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问题。2010年11月到12月，我们给2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写信，寻求他们帮助，到2011年两会期间，这已是教育部不可回避的重大话题，袁贵仁部长说，正在研究方案。
2012年元旦，100多位家长志愿者们在北京20多个地点同时开展征集签名支持的活动，1月12日去教育部第20次请愿，人数首次超过100人，2月23日，签名支持人数超过9万人，第21次去教育部请愿，人数近300人。2012年两会期间签名支持人数突破10万人，教育部部长副部长分别接受媒体采访，称随迁子女高考方案将在上半年出台，各地具体实施方案也将在年内出台。
因为教育平等项目涉及中国两亿多新移民的权利，仅北京直接参与的有联系方式的人群就达十万人，加上围观黑监狱、帮助陈光诚等，维稳部门自2012年3月开始给公盟办公室更大压力，我们不得不再次失去办公室，他们逐个找工作人员谈话，要求必须退出公盟，负责围观黑监狱救助访民的志愿者宋泽于5月5日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
2012年我们暂时没有办公室，这也意味着我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我们更重要的工作不在于个案维权，而在于公民理念倡导和团队建设，我们倡导新公民运动，作为建设性政治反对派，我们的使命——自由、公义、爱——更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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