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而执着的一年——我的2005
回首2005，突然觉得这一年如此短暂，当匆匆的脚步还未来得及停下的时候，时光已经飞逝而过。
是的，我们还未及停下脚步，信访研究报告还未能出版，承德四公民冤案还在征集法律人签名，晟智律师事务所的处罚听证还在申请复议，陕北民营石油案还未结束，喻华峰还在狱中，宪政进程报告正在进行，公民意见讨论会刚刚开始……这是忙碌的一年，平凡而执着的一年。
这一年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上访村那些曾经的面孔永远留在了心灵深处；这一年到过很多地方——和陈岳琴、李玉洁等一起到沧州监狱了解四公民冤案的真相，和滕彪、高智晟、李和平一起到陕西靖边县看守所看望朱久虎律师，和浦志强一起到广州进一步取证以证明喻华峰的无辜冤狱，和储备一起到福州调查警匪勾结杀人抢劫的惊人黑幕，和李方平、李苏滨一起到山东临沂看望被非法软禁的陈光诚……这一年充满了挫折，似乎我们努力的每一次行动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这一年充满了血性的抗争，面对野蛮暴力我们懂得了什么是非暴力。这一年，我们一直在努力。
上访村消失了
2005年3月的一个傍晚，上访村留给我的印象是破落的繁华，熙熙攘攘的访民们拥挤在一片矮房子和垃圾堆里。这是一群中国特色的难民，从1950年代开始，年复一年，他们涌到北京，在这里聚集成村落。为了见证他们的苦难，2005年，我的很多时光在上访村度过。
从9月份开始就听到上访村可能要拆除的消息。11月的一个傍晚，我和马莉再次来到这里，上访村已经拆了大约三分之一，访民们正在寻找新的栖息之所。马莉当即决定第二天就开始拍摄她的纪录片，她说自己能想象得到她将要记录的——每天看到那不幸的栖居者再次开始流浪，上访村一点一点消失，当北京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这里已经一无所有了。
就在昨天，我再次来到上访村，脚下已经是一片废墟，不远处的高楼恍若隔世，凛冽的寒风中只见一个拾荒老人的背影……曾经那些沧桑的面孔，他们都去了哪里？
黄长春，一个瘦弱而倔强的福建女子，3月14日 在天安门广场生下了她的女儿——天意。那天早上，黄长春从上访村出发打算去中纪委上访，在公共汽车上她开始肚子疼，到前门不得不下车向警察求助，当她最终等来了120，刚上车孩子就出生了。因为没有钱，母女俩只能在医院住24小时，然后，黄长春抱着孩子提着上访材料转两次公共汽车步行几百米回到上访村。访民们把他们母女安顿在一个稍微温暖的房间，给她的女儿起了个名字叫天意。我们曾经努力和媒体联系希望能帮帮她们，可是没能成功。两个星期以后当我们再次去看望她们的时候，有人说见过她们住在南站候车室里，可我们再也没有找到。
郝文忠，一个在上访路上耗尽大半生的70多岁的老人，面对我们的摄像镜头，她平静地说，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她每天的生活除了发呆就是去天安门撒传单——执著地向人们讲述她的文革中含冤死去的丈夫。她是人民共和国活的标本，永远不可能走出历史的伤痕。
王金英，那个被河南长葛的接访人员打断三根肋骨和脚骨的中年妇女，躺在宣武医院走廊的劲头，哭诉他含冤被执行死刑的弟弟。她吃力地转过身，给我看肋骨处大片青紫。她是在上访村背面东庄花园被打的，三个接访官员把她打晕过去，然后扔到旁边的枯井里。后来，她被接回了长葛，在医院里，她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电话里的她泣不成声，后来再也没有了消息。
还有王风美，五月份她离开北京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上访她被判处一年零九个月劳动教养。老孙，为白龙江核污染多年上访，有一天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据说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小关，那个会说两门外语的来自大连的妇女，她的屋子里常常传来哭声。老革命，那个佝偻着身躯登三轮车的曾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八十岁的老人，靠捡垃圾为生。还有很多很多记不起名字的沧桑的脸，他们都去了哪里？
在中国的拆迁浪潮中，这次拆迁异常冷酷，没有了三块钱一晚上的栖居地，他们有的人可能难以捱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上访村消失了，但苦难没有减少。一个不公正的制度，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正源源不断制造邪恶的不公正，那些聚集在上访村的，或者在凉水桥下的洞窟里和老鼠共同生活的人们，会有不断的后来者继续他们的挣扎。
2005年，为了我们的信访研究报告，我从未像这一年如此深入了解他们，了解这群受难者的凄苦人生。因为倔强的性格，他们未能像同样遭遇不公正的同胞一样忍气吞声，为了心中的自由和公正，他们逐级上访，甚至走上一条不归路。其实，他们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又何尝不是为我们这个民族自由和公正的明天而抗争？在繁荣与希望的背后，如果看不到这群苦难的背影，我们就不能说了解了中国。
承德案漫长的抗争
我们尽力了。2月，我们先后三次去沧州监狱取证，了解到本案真正杀人者的作案经过；3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我们的调查证据，不仅证明了他们四个无辜，而且提供了真正作案凶手的详细线索，同时我们把所有关于真凶的证据都送给了最高法院和公安部；5月到7月，我们三次申请游行示威，抗议最高法院和公安部不作为，抗议他们令人痛心的官僚主义；8月，组建包括张思之律师、范亚峰 博士等法律人在内的八人辩护团；9月，我们找到真正杀人者的家人，进一步了解了案件真相以及赃物和作案工具的去向；从11月开始，我们征集大规模法律人签名，要求最高法院再审此案。
第三次游行申请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和滕彪都受到公安部门的警告，与此同时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开始复查。10月，河北高院一度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说复查结果已经报给院长。然而又是两个月过去了，复查的结论再次搁浅。
为什么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一拖就是十一年？为什么官僚主义能够如此麻木冷漠？难道我们做的还不够吗？难道我们必须走上街头抗议以我们进监狱为代价才能换的他们的自由？难道他们的父母必须在天安门自焚才能唤醒麻木冷酷的官僚主义？——他们可是已经抗争了很多年了阿。
两年了，我们从未停止为这四个无辜公民的自由而战斗——我们绝不会放弃！两年了，这种战斗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承德监狱里悲哀的承诺，从沧州监狱回来的路上沉思初春的原野，在一个小酒馆和当年专案组的警察喝醉谈社会谈人生，在一个农家小院听知情人悲凉地讲述十一年前的真相……每一幕都是我们生命的骄傲，我们常常为这份责任而感动。
面对暴力
2005年不仅有灵魂的呐喊，还有躯体的抗争，这是另一种骄傲。在国家信访局门前的胡同里，在山东临沂，我遭遇了三次野蛮的暴力。
第一次是4月1日 上午
仅仅因为人群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拽住你的胳膊或者一声喝斥，而你没有“老实配合”，仅仅因为你想保持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应有的尊严，你会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拳打脚踢，而你大声呼救没有任何意义，警察不会过问，因为殴打你的人是人民血汗钱养活的
“人民公仆”。那天我最终通过胡同的时候，裤子上留下的满是脚印。
第二次是4月15日星期五的下午在同一个地方。一群来自江苏连云港的打手把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挤在了墙根前，突然，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身强体壮的恶棍一拳把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打倒在地，然后用脚猛踹躺倒在地的老人，这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啊！刹那间，我按耐不住狂暴的怒火，冲上前照着那个无耻的脑袋就是一拳，他们几个同伙转身扑过来，一场肉搏战瞬间开始了…..我的胳膊和腿多处青紫的伤痕，躺倒在地的白发老人燃起了我胸中炽热的烈焰，我指着在场所有的接访人员包括旁观的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在内痛骂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牲！然后，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突然很难过，我知道，我所见证的遭遇的这种灭绝中华民族天良的野蛮行径远远不是最邪恶最残暴的。
三天以后是一个星期一，当我再次来到这胡同，这里开始有了保安值勤。当我穿过胡同的时候，数百个整天对弱者行凶的“公仆”们大都认识了我，我以轻蔑的眼神回敬他们在背后的指指点点。后来，我听访民们传言，有学者和人大代表被打了。五一之后，信访局门前的胡同打人的场面基本上不见了。后来，国家信访局一位负责人承诺信访局门口以后不会再发生打人的事情了。成千上万访民们的抗争终于有了这点进步，这几乎是我在2005年唯一的一点骄傲。
第三次是10月4日 在山东临沂。我和李方平律师、李苏滨律师一起去看望双目失明的维权者陈光诚 先生。在陈光诚所在的村口，我们遭到政府组织的流氓黑社会的阻拦。我们离开村口走出几百米以后，这些政府组织的流氓恶棍冲上来殴打我和李方平律师。显然，这是有预谋的，他们以为这样能吓倒我们。
我们没有反抗。在面对暴力的那一刻，我们懂得了什么是非暴力。我们没有恐惧。因为我们并不孤单，千千万万良知正义的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这一年，野蛮的暴力落在勇敢的公民身上——艾晓明 教授、郭艳律师和吕邦列 先生在广州太石村，姚立法 先生在湖北，赵昕 先生在四川都遭到了野蛮暴力。这一年，我们已经学会了坦然面对，或许，承受苦难是中国勇敢公民必须的责任，只有巨大的苦难和悲悯才能颤栗残暴而卑微的灵魂，才能荡涤笼罩这个民族心灵数千年的暴政的阴霾。
2005年，我为制造承德四公民冤案的僵死的官僚主义痛心疾首，我看到了靖边人民面对强权的愤怒和悲哀，我了解了福州警匪勾结骇人的黑幕，我见证了北京市司法局荒诞的处罚听证，我感到了上帝的爱的光芒照耀着城市边沿的坡上村，我认识了很多很多新的朋友，他们和我一样为了理想和责任而活着，和我一样坚守良知和正义。和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相比，我们是幸运的，2005年，在平凡而执著的生命历程中，我们努力实践着一个纯真的梦想。
许志永 200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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