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公民

6月7日上午十点多下楼，楼道口外7个人，有两个是市局文保总队的，其余不认识。曹大队长迎上来说，要找我谈谈，外出找个地方做个笔录。

上路向北昌平方向。几分钟后他们拿出黑布给我眼睛蒙上，借口说让我休息一会儿。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没有反抗，反抗也没用。

经过高速路和颠簸路面，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下车。我本能举起手想摘掉黑布，有人大声呵斥“不能摘”，立即有两个人夹紧我的胳膊。

大概到了屋里，我被按坐在一个感觉像沙发的角上，抽去腰带、鞋带，搜走身上所有东西。有人进进出出。一个声音说“先好好想想，最近都干了什么，下午问话！”我一动不动，完全沉默。

唐吉田、滕彪、黎雄兵、李方平、江天勇等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我等待着随时可能的辱骂和拳脚。我等待着。曾经想过，如果遭遇暴打和酷刑，我会仰天大笑，是那种洞穿天空和历史崩溃魔鬼宫殿的彻底地大笑，可是此刻我知道了，我不会那样，在上苍面前，我没有资格那种骄傲地笑，我会悲悯地望着打手，任由侮辱和殴打，甚至眼睛悄悄溢满泪水，为我在这世间的荣耀。

这个民族在专制阴霾中太久了，很多先辈为信仰、为思想、为言论、为理想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直至今天还有人遭遇非人的折磨。这些年我所经历的殴打，为陈光诚辩护时，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从黑监狱救人时，真的太肤浅了。此刻，我甚至渴望酷刑，否则，我没有资格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怀有那么美好的梦想。

大约过了一小时，有人进来问想的怎么样了，我沉默。有人过来摘掉黑布，原来我坐在一个宾馆房间的床角。

曹队长进来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就公民组织的活动和我谈谈，做个笔录。我说，谈话没必要采用这种方式，为抵制黑头套和非法拘禁，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请理解。

接下来大部分时间都沉默。偶尔有简单对话。

有两个对话印象深刻。一个姓温的三十来岁（应该曾经看守过滕彪），我去洗手间他非要推开门看着。出来后我说“你没必要这么积极”，他说“不是我积极，对你们这种人就要严加防范”，我说“我们这种人…..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说“我不管我正在干什么”。

有一个姓赵的五十多岁，性格还算直爽，一口咬定我这种人会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好外国什么都好，肯定不看新闻联播，我说我经常看。他接着说，“既然西方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出国呢？”我一下子提高了声音：“这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当然要留在这里，我有责任让她更好！至少不能让西方的什么主义任意践踏我的祖国！”他问什么西方的，我说“你共产主义不是西方的吗？”

晚上送来盒饭劝我吃，我说，对不起，非法拘禁期间不吃饭。

这是大约一年前作的决定。当我没有自由空间做事推动社会进步，就以绝食的方式抵制非法拘禁，算是为社会进步做一点努力。记得去年6月，因为教育平等一次较大规模请愿，我被带到一个温泉宾馆，两天没吃饭。他们说，本来带你来好好玩玩放松一下，结果你连饭都不吃，我们也没法玩了。他们多次说，想开点，大家一起出去玩多好，想去哪里你说。可是对我来说不存在这种“旅游”，我跟他们讲，当你们不干这个活了，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但非法拘禁就是非法拘禁，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我应当抵制。

因为很多朋友关注，我被非法拘禁能受到人道待遇，可是，中国有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受难者。2009年3月的一天，在陶然亭公园旁边的青年宾馆黑监狱，一位来自河南的16岁的中学生被打成脑震荡。2009年中秋节，山东的上访者李淑莲在龙口的一个地下室黑监狱里死去，她的家人因为讨说法到处被追捕。2012年3月两会期间，在湖北襄樊驻京黑监狱，一位老人生病，不准去医院，十多天后死去，家人要求赔偿，也被非法拘禁。这是我见证过的。还有很多宗教信仰者，他们甚至常年被非法拘禁，有的被折磨致死。数十年来，中国有多少人死于各种黑监狱和酷刑，我吃这点苦算什么。

晚上没睡好，轮值看守们无聊地聊天，后来有人打呼噜。

早上八点曹队长过来叫醒我，说有领导要过来谈话。我明白了黑头套的用意，这是领导谈话的仪式，先来狠的，然后领导来了看起来很温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人类普遍的心理状态，一个态度凶狠，另一个态度温和，让你产生错觉，觉得温和的那个人很好，你会愿意跟他多讲。这一招警察常用，专制者治国也常用。

几分钟后进来的是郝总（副总队长），两年前见过一面。他说这次其实就是想好好沟通一下。我说沟通可以，但没必要采用这种方式，还黑头套什么的，真的没意思。当着三个下属的面，他开始“谈话”，说我们公民在组织化，问题很严重，随时可以用刑法105条治罪，下次给我定罪就不是偷漏税了，等等。我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和人权，包括你们在座每一个人在内。希望彼此理解和尊重各自的立场和角色，谁也拧不过历史潮流，什么事不要做得太过，不要太积极，王立军很积极吧……没等我说完，他说，“等着处理吧”，起身走了。

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在海淀人大会期间，一位长者曾经提醒我，批评要注意方式，说话要顾及人的面子。我告诉曹队长，我刚才说话可能太难听了，愿意再和郝总沟通一下。

大约半小时后，郝总回来了，他说没生气，我说没生气就好。我们单独到院子里河边聊。谈教育平等，腐败等。主题还是说我很危险，要注意分寸，以后要注意配合他们工作。我说感谢提醒，抱歉，不是给你们为难，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我也愿意为这个民族的自由承担代价。也许你不相信，对我来说，人生很简单，就是把上帝给的智慧尽可能推动社会进步。

我们推动新公民运动，倡导公民从个体做起，传播民主法治理念，坚守公民行为准则，拒绝特权腐败，我们倡导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我们的使命是彻底改变枪杆子政权王朝兴衰的轮回，使每一个中国人得自由。这就是我失去自由的原因。

曹队长来要做笔录，我说对不起，这次你们做的太过了，我有责任抵制黑头套和非法拘禁，不回答问题，也不会签字，笔录和我无关。他问关于制作公民徽章的事，我说，不用再问了。他大概写了几行，就走了。

又换了一拨人，前后我见到的有12个人了。新来的我熟悉，其中一个身体不好，我说，真没必要啊，你们来这么多人，再说，也浪费纳税人的钱啊。关于教育平等我们又一番争论。

下午三点多，他们开始收拾东西。最后把我的腰带、鞋带等东西拿来。上车前，曹队长问我，今天下午还有事吗？我说有，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是自由公民，有自己的行动自由。他打电话，然后情况好像有改变，把我送回家，他们并没有离开。

我知道，以后的一些年，我的自由可能越来越少，但我梦想的自由中国一定会越来越近。正有越来越多的新公民站起来，以自己的行动祝福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感谢！

 201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