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起——走进上访村

在一个正义严重缺失的社会，这是一个受难的群体。其实很多年来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这里选择的是其中三个（类）经历：第一次走进上访村，恐怖的国家信访局门口，围观黑监狱。

一

2005年3月24日傍晚，北京火车南站西南方向大约500米，铁路、公路、高楼和一条小河包围着一片拥挤的小房子，狭窄的过道里乞丐一样的人群熙熙攘攘，他们正在寻找住处。很多房间都住满了。小房子的北面靠近凉水河边，一个挨一个的小窝棚里住满了人，旁边一群人正在诅咒腐败。

这里是北京“上访村”，一个贫穷的上访群体聚居的村落。2005年3月到5月两个多月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在这里。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个群体。

由于国家信访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接待办公室）、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等几个信访量比较大的国家机关信访机构都设在永定门附近，这里自然成了上访者集中的地方。距离这些信访机构最近的能够找到便宜住处的村落就是东庄，于是，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东庄及其四周成了上访者们聚居的地方。

2002年东庄拆迁以后，铁路以南的东庄平房区变成了一个花园，但在凉水河以南，开阳路以东，铁路以西遗留下一片小房子，2003年随着第三次信访洪峰的到来，这片小房子几乎成了纯粹的上访者聚居的村落，成为著名的“上访村”。

这里一共有65个出租户，每户最少的有一间房子，最多的有11间房子，平均每户大概4间房子，每间房子从几个到三十几个床位不等，平均每间房子大概住10人，每个床铺每天的价格大都在3块到5块钱。整个小村落住满的时候大约能容纳2500人左右。

2005年3月24日，我第一次如此接近这个群体。这个晚上我跟随熟悉的上访者找到一个十人间的住处，这是这个院子里最小的房间，其实只有两张床，加上木板拼成两个通铺，一个住六个人，一个住四个人。铺位之间没有边界，墙上有蓝色粉笔写着各自的床铺号码。

第二天清晨，上访者三三两两穿过铁路、东庄花园和幸福街，去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国家信访局等信访机构。熙熙攘攘的幸福街因此也繁荣了一批小商业，两边到处是便宜的小饭馆和复印店。复印很便宜，几分钱一张。白天还有不少小书摊，卖的书主要是三类：法律、性和占卜。另外，有的地摊有大量的为上访者准备的各类“咨询”复印材料，包括“信访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等几十种，以及中央各机关和各大媒体的通讯录、网址等公开信息。

距离开门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外已经聚集了上百人。有人在唱反腐败的歌，有人在发表演讲，有人甚至号召大家去游行。 这里是早晨的信息集散地，每天大家在这里交流法律政策和经验教训，结伙去接待上访的单位。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发表长短不一的演讲，主题基本上都是反腐败。

七点四十五分，大门打开，上访者们涌进胡同里，有人在院子里排队等待填表，填了表后进到大厅等待屏幕上出现自己的名字，更多的人直接涌进接待室，盯着红色的电子屏幕，上面显示着排着号的各省上访者的名字，等待着叫到自己的号进去接谈。从交表到接谈，有人要等一个星期以上。

更多的上访者陆续走向南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从这里通向各个国家信访机关，开始一天的上访生活。北京南站的20路公共汽车几乎成了上访者们的专车。他们乘20路车到天安门，然后可以在这里转车到很多地方。一些老访民继承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传统——不买车票。从1958年开始，上访者们享受一种特殊待遇，拿着国家机关开出来的“路条”——告诉上访者到另一个国家机关去上访的字条——可以免费搭乘公共汽车。这个规定从来没有一个操作办法，也没有命令废除，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含混的传统。

上访者们经常搭乘的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就是警车。当他们来到敏感地带表达抗议，他们马上就会被警车带走，带到马家楼等着地方官员来接。如果没有人来接，到了下午四点，他们就会被释放，回到上访村。

以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一起上访，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逐渐熟悉了这个群体。这里聚集的上访者来自全国各地，有着各自不同的冤情，为着同一个目标——期望上级领导重视还他们公正。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村庄，“上访村”的特点主要在于这里独特的居民群体。其实更准确地说，“上访村”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人群概念，只要有大量的上访者存在，无论他们迁移到哪里，“上访村”都会存在。

二

在上访村每天都能听到国家信访局门前打人的事，为了体验他们的遭遇，2005年4月1日我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前的胡同。

因为下午要开会，所以穿了西服，这样其实不便于体验上访者的遭遇，因为从穿着来看就不像一个上访者。中国的上访者大都属于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没有钱更没有权，他们大都衣衫破旧，背包里装着上访材料，痛苦的记忆刻在沧桑的脸上，这样的群体走在北京街头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

上午十点多来到国家信访局胡同口外，这里就是被访民们称作“两办”的地方。以前胡同口没有挂牌子，直到2005年两会期间才在墙上刻上新牌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国家信访局）。胡同口外的马路两边停满了各地的警车，胡同口聚集了上百接访人员，这些人员也大都有一种相似的穿着，乡镇干部模样的居多。

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不像一个上访者，通过胡同口的时候，很多人打量着我，但没有拦截。这个胡同里除了信访办以外还有宣武教育局等几家单位，进进出出的人有一些不是上访的，所以接访的要对人做出一个判断，以免拦错了人。据说，一个信访局的官员曾经在此被截住殴打。

往里走大约几十米，又一群更加密集的接访人员堵住了胡同。我径直往里走，开始他们面面相觑不敢拦截，但突然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拽住了我的肩膀，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河南的。接访人群众立即炸开了锅，纷纷高喊，河南的河南的——。人群中突然冒出三个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问，河南哪里的？我说开封的。抓我的人立即高喊：“开封的，开封——，老刘——，刘局长——”

一个基层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跟前，他给我看了证件，河南开封信访局副局长。与此同时另外三个人拉住我就往外拖，说有话出去再说。我说放开我，我要进去。但是此时，我已陷入黑压压的人群当中，被故意挤来挤去，有人在后面用脚或者拳头隔着人从后面打我，周围全是人挨着我，看不清谁打的。

当我终于借助一辆汽车通过时冲出重围，刘局长再次出现。他说十个省市接访的在这，动手打人的都不是开封的。后来我了解到，刘局长说的大半是实话。一个省的接访的大部分来自各个县和市，本省上访的和接访的有的相互认识，动手打人不方便，再说也怕回去后遭到报复，所以本省人打本省人有时会有所顾忌。而河南、辽宁、黑龙江等省接访的比较多，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了某种默契：相互打，一起打。比如，刘局长一个暗示，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接访者就开打，同样，其他省份接访的发现上访的需要帮忙，河南接访的也会毫不犹豫打人。我看到过国内蒙上访的被黑龙江接访的殴打，湖南上访的被河南洛阳接访的殴打，河南上访的被辽宁接访的殴打。他们是通过野蛮殴打这种方式“教训”上访人，别再来北京了，只要来就挨打。

那天来到信访局大院已经接近十一点了，信访局要下班了，保安正在清理人。院子里聚集的人群开始散去。三个接访的把一个瘦小的农民几乎提了起来，拖上了一辆停在旁边的辽宁的车。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裤子上留下很多鞋印。

信访局胡同口处，四五个人正在拖一个年轻农民。他满脸恐惧，声嘶力竭地喊，打人啦，打人啦！放开我！没有人理他。旁边停着一辆北京的警车，警察透过窗户静静地看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突然，他挣脱了，拼命地跑了。他跑到远处站在那里往回看，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想和他聊聊，他满脸恐惧，赶紧走开了。

两个星期之后，2005年4月15日下午我再次来到这里。我打车在几百米外停下来，然后悄悄走近这个群体，我想知道这些每天在这里看见乃至参与殴打上访者的一群人的是怎么想的。

黑压压的人群中，不时有上访者穿过，几乎都会被拽一把或者踢一脚，一辆三轮车通过，接访的也起哄，拽住不让进，争吵一通然后哈哈大笑。大约两点半，一对白发老夫妇被围在了离我只有两三米米远的墙跟前，老太太说是江苏连云港的。接访的要拉他们走。夫妇俩靠着墙根不肯走。突然围攻的两三个人开始推打夫妇俩，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壮年男子一拳把老太太打倒在地，然后用脚猛踢倒在地上的老人。霎那间我热血沸腾，冲上去照着那家伙的脑袋就是一拳。那人一个趔趄，愣了一下，然后发疯一样朝我冲过来，我身后也同时遭到两三个人拳打脚踢，摔倒在地，挎包掉在地上。我站起来正要揪住一个人的时候，旁边一个人过来转移了我的视线，他把我的包捡起来递给我，同时把撒在地上的证件交给我。因为害怕身份证等证件丢失，我暂时把东西收起来。但就这一瞬间，他们跑了。

那天我忍不住指着现场上百的接访人员大声斥责，老太太跟你妈一样大年纪，你们就他妈的敢这样打，你们还是人吗？ 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高声痛骂，你们就没有父母没有子女？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家人出门都会被汽车撞死的！而面对强权暴虐，作为弱者有时除了诅咒没有别的武器。

后来夫妇俩把上访材料展示在地上，材料中间是他们穿军装的儿子的照片。我没有深入了解整个事件，只知道他们的儿子被人杀死了，而责任人没有得到相应处罚。连云港其他接访人员也过来好好劝说。老太太过来向我道谢，说如果没有我相救，他们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那天下午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再没出现打人的现象。三点半，我因为有事不得不离开。坐在出租车里，平静下来，突然眼睛酸酸的。

我把以上经历写成了文字，发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关注，这其中包括一些高层官员。2005年6月，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和接待司司长约我见面，一方面为我被打而道歉，另一方面承诺国家信访局门口不会再出现打人现象。事实上从那年五一之后国家信访局门口加强了保安力量，打人现象明显减少。但是，信访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在民主法治健全的时代到来之前，可能会一直存在。

三

2003年之前，收容遣送站里关押的主要三类人：一类是流浪乞讨人员；一类是上访者，他们被关在“病号区”，意思是头脑有病；一类是随机抓来的“三无”人员，主要是农民工，是收容遣送站无偿劳役的主力。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以后，农民工基本上解放了，流浪乞讨人员有时被送到救助站，抓人也不那么严格了，剩下上访者群体，尤其是那些执着的老访民，于是有了“黑监狱”。

黑监狱是我给那些非法拘禁上访者的宾馆、地下室、学习班起的名字，完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是非法的监狱。2005年我就知道有黑监狱，2007年两会期间接到短信，同一个地方出现三个不同省份的人求救，黑监狱有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但直到2008年9月21日那天，才有机会现场围观。

2008年9月21日早上接到一位河南上访者的短信，他们被关押在陶然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面胡同里的黑监狱。那天刚好有空，很快就到了太平街破旧的青年宾馆，问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男子，告诉我们青年宾馆的后面那个不起眼的白色铁门里面，就是关押上访者的地方。

白色的铁门紧闭，旁边一个窗户，里面一个女孩在看电视，一个男的躺在床上。我敲门没有答应，敲窗户，女孩叫醒男子，说人家来接人呢，快开门。男子慌慌张张地找锁，一边问我，哪里来的，我说河南的，然后他突然好像感到了异样，说找驻京办和他联系。

我说认识一个人叫王金兰，要见一面。对方说没有这个人。我于是给王金兰打电话，一会她来到窗前，要求出去，不被允许。我开始对这窗户拍照片，对方把窗子关上。

很快，周围涌出来六七个男子，一个人伸手要夺我的相机。那位光膀子的男子突然冲过来，照着我的胸部就是一拳，一边做凶神恶煞状，一只手里拿着铁链和锁头。

我很平静。任由其侮辱谩骂以及偶尔的拳头。他们一度想把我托进黑监狱，但被他们的头阻止了。等他嚣张累了，我说，我可以走了吗？对方开始说不准走，后来可能感觉到了什么，放我走了。临走，我回头说，你会为今天的行为感到后悔的，不是谁要惩罚你，而是因为良心而后悔。

第二天我又来到这里。这一次我们准备更加充分。未到黑监狱门口，四五个看守已经在等候了。刚走近，他们就喝问干什么，我说要找一个人，对方说让我赶紧离开。其中一个穿红上衣的看守很面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此人就是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刘凤祥，三年前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胡同里见过，没想到这里又碰面了。我说你们这样非法拘禁上访者是非法的。刘局长大声说，谁说我们拘禁人了？他们都是自愿的。我说，随便举一个例子，王金兰是自愿的吗？

我掏出手机准备给被关在里面的王金兰打电话，刘局长上来一把夺过我的手机，照我的脸上就是一拳，一边大声呵斥让我滚开，说这是政府的事情，你管得了么？ 后来知道，刘局长殴打上访者一向是最凶的，很多上访者都怕他，也都知道看守们都叫他“刘局”，可能信访局里面也只有这样的官员才适合到这里工作。

我坚持不走，刘局长旁边的大高个猛烈推搡间杂着拳头和耳光，把我一直推到62中学门口，我的两个脸颊都挨了拳头。昨天那个光膀子的男子拎着铁链子锁吼叫着冲上来，被旁边的人拦住。我对着正在走出校门的同学们大声说，请你们记住，就在你们身边，有一个黑监狱，关押无辜的上访者。

王金兰从里面发出短信说：“他们不让出，这里有31人，刚才有个洛阳钢厂的女的叫刘翠花被地方打断肋骨，带着输液针头被带过来，现在走廊里。” 之前她发短信劝告我千万不要来，危险！说地方政府给雇佣的流氓打手，打人轻的一次1000元，打重的一次3000元。我想那个光膀子的北京人，可能是这里面最凶狠的打手。

在62中学门口，看守们发现了我的媒体朋友，大高个看守上前夺过她的手机猛烈在地上摔碎，我告诉他们赶紧撤离。几个看守把我拦在那里，一边焦急地不断地给地方政府打电话，要求赶紧把王金兰接走。

场面暂时平静。我温和地问一个刚刚打我的大高个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竟然怒吼起来，“你管我干什么呢，有本事你考公务员去，当了大官，改变这个现状！”我说，我跟你好好说话，你生什么气呢。

过了十几分钟，地方来人了，王金兰被带出来，接她的是一个法官。这时，事实上王金兰和我都自由了，看守们为自己找个台阶把王金兰交差，巴不得我们赶紧离开。她说，自己是在到最高法院正常上访时刚填完表就被带到了这里，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我问王金兰愿不愿意跟法官回去，她说愿意，只要地方政府愿意好好谈就行。法官承诺，不会再对她怎么样，答应好好谈，于是我们分开了。

回到办公室，平静下来，心理开始很难过。不是为我被打，也不仅仅是为那些打手，而是为了黑监狱的长期存在。信访局官员的亲戚雇佣打手，组成了这个黑监狱，国家信访局周边类似这样的黑监狱还有很多个。青年宾馆普通房间对外价格是每天120元，但一个房间关押六七个上访者，每个上访者地方政府要给宾馆每天付150元。那么多无辜的上访者在这里被打，某种意义上这里远比黑砖窑更可怕。

10月13日，接到河南马喜荣的求救短信，我们第四次来到青年宾馆黑监狱。

约了三个媒体朋友，四点在青年宾馆见面，一位在62中学门口接应，我们三个来到黑监狱门口。马喜荣来到窗口要求出来，看守不让出，一边和当地驻京办联系。我们在窗外和她聊天，她说是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警察盘问，查出了上访材料被带到派出所，然后被关押到这里。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聚集到窗前，这时马喜荣被看守推到里面，听到她对看守大声说，我是一个合法公民，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阻拦我在这里？

那个曾经光膀子的凶恶打手骑个自行车从我们面前过去又回来，然后蹲在远处看着我们。几个看守在62中学门口盯着我们。我给滕彪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又来到了黑监狱，请他随时关注。

我身边的郭建光敲门问什么时候放人出来，对方说正在联系。看守们大概都到齐了，在胡同两头远处虎视眈眈，这样僵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辆经常停在黑监狱门口的面包车突然从外面开过来，在黑监狱门口停下，车上跳下来三个人，上来就打郭建光，周围的看守也都围上来。耳光、拳头、脚踹，建光被逼到墙角，但他平静地站着，然后又一个看守冲过来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打倒在地。我就站在建光旁边，那一刻我不能完全排除内心的冲动，就像在国家信访局门前一样冲上前去对着凶徒的脑袋就是一拳，可是，我必须克制自己，必须让自己内心彻底平静，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受苦的。

几乎同时，我的脖子、胸部、脸上挨了拳头。那个光膀子的看守从后面猛踹我的膝盖后面，试图迫使我跪下，我平静地站在那里，对他说，我不会跟你计较的。他不断地骂，我就那么同情地看着他。

大个子看守一边打我一边大喊，“我们是政府行为，我们怕什么？有本事你打110？你现在就打？”我确实曾经考虑过打110，也考虑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直到现在我们也在收集证据准备举报。但是，我们也担心，举报有没有用，我第一次在这里被打，110就来了，警察看了看什么话没说就走了。我们能依靠什么？我们唯有能依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良心。

激烈的暴力之后，我们三人谁也没有离开，继续原地平静地等待马喜荣。这时一个基层干部匆匆过来了，接出马喜荣，高个子看守对着她怒吼：“马喜荣你这样做以后你的事情我们再也不管了！”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包括对我们的殴打，包括对马喜荣的恐吓，都是给旁边窗户里的上访者看的。很多上访者虽然被强制带到这里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们并不反抗，一是因为反抗没用，二是他们还指望地方政府来接他们能解决他们的冤情。像马喜荣这样勇敢执着于一个公民权利的上访者是少数，他们比一般的上访者要承担更大代价。其实，那些不敢反抗的上访者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是够勇敢的了，他们为了内心的正义来到北京。

2003年，孙志刚的死换来了成千上万没有城市户口却执着来到城市寻求富裕生活的人们的自由，他们不再担心随时会失去人身自由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些成千上万的渴求公正的人们来到北京仍然担心他们随时会失去人身自由。黑监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尾巴，无数的上访者在里面被殴打，难道，这社会点滴的进步还需要另一个孙志刚吗？

接出马喜荣，我们离开。其实这一次我明白过来，马喜荣并没有获得自由，她可以跟我们走，但我们又能帮她什么？她只能跟着来接她的地方人员走。

看守们在我们后边吆喝着骂着。走过青年宾馆南门，我回头对看守说，我们还会来的。看守们立即冲上来，高个子大喊，你敢再来，信不信我现在就开车撞死你！一边说一边拉开车门上车。我很平静。光膀子看守再次冲过来拽我的西服，掐我的脖子，拽我的衬衣，把衬衣扣子拽掉了一个。然后我们离开了。

马喜荣拿出她的上访材料。她的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被交通肇事撞死，她不服法院判决，一直上访。她突然在我们面前要跪下，感谢我们的救助，为我们被打而痛哭。我扶起她。其实，我内心想说，我们被打不是吃亏，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痛苦是我们的荣耀。

在一个不公正成为常态的社会里，那些勇敢地站出来为正义而抗争的人们被这个社会无情抛弃，马喜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就被抓到这里。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帮不了他们什么，但是，我们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点痛苦。我们也只能以这种受苦的方式给这里带来一点点阳光，以这种受苦的方式为这个社会增添一份正气，以这种受苦的方式唤起国民的关注。

后记：大约20天后，我们一直没再接到求救信息，于是张亚东等朋友们主动去青年宾馆看看，发现它已经消失了，营救马喜荣那天看守表现虽然很凶，但那天网上直播舆论影响很大，毕竟这是见不得人的。此后几个月，我们组织更多的公民围观了河南唐河县驻京办、聚源宾馆（那个发生看守强奸上访女子的地方）、京宛宾馆（河南南阳驻京办），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们将近四十人，最后两次黑监狱几乎听说我们要过去就逃走了。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2012年。我知道，人，是救不完的，只要这个体制还在，但是，我们站在一起，分担一点苦难，把阳光引进一点，至少能改善一些黑监狱里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