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时总结还有点早，但时光会让一切变模糊的，也是为了避免一些误解，有必要告诉大家这些天的经历和思考。在看守所20多天，除了提审大部分时间在监室思考哲学和宗教问题。写下了大约三四十页的日记，可惜不能带出来。关于税案，20多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刑事拘留到正式逮捕之前，我的思路发生过转变，从如实回答记不清了到主动承揽责任；批捕之后几天，做好无罪辩护和几年徒刑的准备；8月17日 形势转机之后，妥协。
一
傍晚，第一看守所，签字，刑事拘留。脱衣服检查，换号服，拍照，录像。怀着感恩的心，踢着特大号布鞋，双手抱着被褥，穿过长长的走廊和一道道铁门走向监室。感谢您，这是一个民族通往自由的必经道路。
监室里五个人，他们都是涉嫌普通的刑事犯罪，大家友好相处。有新闻联播和北京日报，我从新闻中看出，这个社会的法治在我被捕后并没有出现全面倒退，这样就好。另外，感谢很多朋友到看守所给我存钱，不是因为钱多少，而是能从中看到希望。其中很多是上访者，他们每个人存10块钱，看到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还都有人身自由，也说明社会整体氛围并没有全面恶化。出来以后知道很多朋友寄来了明信片，抱歉我没收到，但这会非常有意义。
也许因为感动，也许因为这里终于可以放下世间烦扰，常常有美好的灵感冒出来。我向管教要纸和笔，7月31日 给了，开始思考和记录。
我应该诚实，即使面对预审。我对于财务税务没有概念，7月份准备听证才知道记账和没记帐在偷税意义上的区别，当时我一直以为公盟记账了只不过没有记成收入，后来5月份补充记成了收入。地税听证的时候显然我和黎雄兵、彭剑都不知道没记帐。因此在《苍天在上》一文中我才敢公开说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罚款，后来看文中有些话说过头了，当时我认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把柄。
我确实没有印象，但预审显然不相信。为此发生过激烈争吵，他说你怎么可能不记得？！我说我确实不记得了你让我怎么办？！回到监室，自我反省，不能生气，要爱每一个人。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说，你什么想法？” 预审问。
“原谅他们吧。”
“你说什么？原谅谁？你说原谅就能原谅的吗？”
“我说的他们是指你们。”
预审有点困惑，然后继续谈坦白从宽等大道理，然后再问“什么想法”。
“在这世间，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说。
“你回答了我的话了吗！那你说，你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良心。”
是的，我们从事的是良心的事业，预审交流中我常常提到这一点。我们不对任何人怀有敌意，我们只想为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做点什么。我们确实有远大的理想，为着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理想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几代先辈们感到绝望，但是我们的理想和我们此生世俗的利益确实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力，我们只是为了理想。
这次审理草草结束了。从这天开始我反思应对思路。大概第五天之后我确认庄璐在里面，据预审说每次提审完她都哭着不愿意回到监室，专门负责庄璐的那位警察不断提醒我该怎么办。我知道责任在我，其实谁都知道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税，而在于我们得罪了某些人，遭此劫难，导致庄璐也和我一起受罪，无论我个人多么英雄主义，如果结果有一个无辜的小姑娘被带进监狱，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耻辱。在诚实、勇气和责任伦理之间，我该选择什么？
预审反复告诉我，耶鲁法学院的几笔钱外聘的会计那里没有记账，是2009年5月份补记的，而且会计根本不知道那几笔钱的存在。他们当然不相信我居然不知道这事，他们同样难以置信的是，我确实不知道会计叫什么名字，也从来没有和会计联系过，但事实确实如此，对不起，作为法定代表人我确实失职。
我根据他们的态度推定可能我们确实没有记账，如果对方非要给公盟定罪，根据刑法规定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是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庄璐无论被他们当成财务主管还是直接责任人都很难逃脱责任，而对于我而言，哪怕庄璐只是被判缓刑也是不可接受的，她去年刚刚通过司法考试，缓刑就意味着毁了前途。大概8月7日 我开始调整思路，据预审肯定地说，庄璐说没计帐是我的指示，我确实不记得这事，但如果我拒绝认可这一点，庄璐的责任就会比较重，如果我承认是我指示庄璐不记账，庄璐只是传达我的意思，记账责任在会计，那么，法律意义而言，我是财务主管，会计是直接责任人，庄璐就可以没有责任。想到这里，我开始认可是我指示庄璐不记账，庄璐没有任何责任。预审也答应向上汇报争取庄璐在批捕前尽快出去。
这时我面临一个诚实的问题，不能撒谎是我做人的一个原则，可是现在我却说是我指示不记账。做完笔录我告诉预审真实情况是我确实不记得，为此发生激烈争吵，预审甚至扬言要撕掉笔录，理由是既然笔录是假的那还有什么用。我只好保持沉默。
晚上回到监室反思，我错了吗？他们的目标显然是针对我的，而他们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笔录。可是，如果确实没有记账，我如果不知道此事，那必然是把责任推给了别人。这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
二
围绕案件事实第二个争议是他们所说的我们“篡改账目”。对方的逻辑是，5月份地税稽查时我们补记账目并缴纳税款是“篡改账目掩盖真相”，我坚持认为是我们找会计补记账目是为了弥补过失，不是为了偷税而是为了缴税。
他们花很长时间追究所谓篡改账目的细节，说我们专门开会研究过，但我确实没印象。我最大的过错是一点也不懂财税，庄璐也不怎么懂，2月份我专门问庄璐我们的税务有没有问题，她给会计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转告我说，没问题。5月份地税局开始查税，我根本不懂财务插不上手，只能告诉庄璐去找会计想办法弥补。我另外一个错误是始终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税务，而在于我们做的某些事情需要反思，比如是不是得罪了某些人，所以我集中力量考虑我们的314报告、北坞村调查等是不是有问题，该怎么解释等等。有两天我去了郊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安心思考这些问题。
公盟致力于个案法律援助和具体法律制度研究，基本上关注民生问题，我们做过的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可能是《藏区314事件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报告的基本内容是，314事件固然有外部因素，但内部因素也不能忽视，现代化进程中藏人经济方面的相对被剥夺感、文化教育的缺失、地方腐败等因素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由于事件本身敏感，我们很谨慎，该调查报告的资金全部来自国内个人捐助，报告非常温和理性，报告出来以后先发给国家有关领导人，过了一个多月后没有回应才公布在我们网上。公布之后可能确实被某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利用了，我们不断就此解释和道歉，连给税务机关的报告中也有就此事的解释和道歉。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弥补税款，尽了最大努力和有关部门沟通解释，希望能化解这场危机，但是没想到7月14日 税务机关还是给我们毁灭性重罚。除了公开呐喊，我们已别无选择了。
有时，我和预审一整天争吵各自的基本逻辑。对方的逻辑是，公盟是公司，所有行为都是经营行为，都应当依法纳税，不记账少缴税就是偷税。我的逻辑是，公盟形式上是公司，实质上是非盈利组织，公盟从事的事业的性质和资金的性质决定了不应当适用有关税法，我们不是少交了税，而是多交了税。
期间，海淀工商来了，询问当初注册时的想法，做笔录，打算撤销公盟公司营业执照。我详细问撤销营业执照的法律后果，他们解释说撤销味着失去经营行为的资格，并不意味着公盟公司法律主体资格消失，我们本来就没有经营，只要公盟公司还在就好。另外考虑到税务问题已经牵涉很多精力，听证会就像税务听证一样也不会有实际意义，在公司即将被定罪的背景下这成了一个很小的细节，没有必要给律师们添麻烦转移方向，三天之后，我决定放弃听证申请。
三
那天下午主要是宣告批准逮捕。隔着铁栏杆，预审递来逮捕通知书，签字。问我什么想法，我说，没什么想法。如果说之前内心某个角落还有一丝幻想，现在彻底放下心了，等着审判——内心英雄主义情结也开始膨胀了。我问庄璐呢？也是逮捕了。不是说答应争取庄璐不批捕的吗，怎么还是批捕了？对方没有回应。
二是我的辩护思路，一旦进入审判就意味着一定会定罪，就已经没有妥协余地，我们只能坚持无罪辩护。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公盟没有营业收入，不存在营业税问题，公盟没有利润，不存在所得税问题，公盟不是少交了税，而是多交了税，这不仅是为公盟辩护，也是为很多工商注册的公益组织辩护。
三是委托雄兵、功权等处理我的私事，房屋租期到了，帮我把东西搬到郭玉闪家，还房贷，送一些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书等。
接下来是一个平静的周末，想好了未来几年狱中生活要写的书的名字《灵性的成长》。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是灵性成长之路，灵性成长靠科学进步、经济发展、教育启蒙、法制完善和宗教道路。至于个人，灵性成长主要靠三个方面：服务——这一生为社会做出了多大贡献，帮助了多少人；承担——为社会进步和他人幸福承担了多少代价，苦难、残疾等都是为正常人承担；放下——在多大程度上放下了自我。
四
我说出不出去无所谓。某种意义上这时确实已经无所谓，如果命运为我准备了一条圣徒的道路，在里面待几年也好，可以认真思考哲学和宗教问题。当然出来也好，可以继续做事，听天由命吧。但我得承认，本来批捕之后平静的心看到对方急于找台阶下，对自由的向往又开始萌动了。
他们又谈到庄璐，说庄璐主动要求提审，如何每天以泪洗面，等等。说，你无所谓，人家小姑娘凭什么要受这个罪？我知道他们急于找台阶下，但也不敢冒险，毕竟不是我一个人。
关于认罪的问题，我要求看刑法第七修正案，他们给我拿来的是修订前的刑法201条，当时我不知道，很抱歉之前还没来得及看刑法第七修正案。我认真研究了很长时间，觉得控方的逻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公盟是公司，没有记账（行为方式），少交了税，构成偷税罪。如果对方可以让步，那我们也可以让步，从绝对无罪辩护的思路退回来。我们从来不寻求对抗，如果有必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也未尝不可。
我认了“公盟客观上构成偷税行为”，“如果耶鲁大学资助公盟的款项没有记账，是我指示不计帐”。最后两三天对方一再要求我承认没计帐“主观上为了偷税”，我肯定不能这么说，因为这本来不符合事实，另外，我考虑万一被起诉，没有主观故意是作无罪辩护的必要条件。最长的一天僵持九个小时都在预审室，盒饭摆在那里，他们不吃，我也不吃。
周五下午，为了主观故意问题，我们发生了最后一次激烈争论。他们说，你这样的认罪实际上还是没有认罪，庄璐还是不能出去啊，我说，对不起，我能为庄璐做的就这些了。僵持不下，后来公安的一个领导过来说了很多安慰的话，说出去还有活动空间，继续推动法治等等，我们达成妥协，我写一个几百字的《关于公盟涉嫌偷税问题的思考》，基本内容是：公盟是一个而理性建设性推动民主法治进程的公益组织；作为一个非盈利的公益组织，我们确实有少缴税的想法，但是，具体到耶鲁大学这三笔钱不记账的主观原因是一系列因素构成的，本来这些捐赠应不应纳税就有争议，主要是暂时搁下后来忘记了；公盟客观上构成了偷税罪，保证以后不再犯同类错误；公盟税案值得反思，一方面工商注册的公益组织应当依法纳税，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放开公益组织民政注册。他们要求把最后一段删除了。关于主观故意我始终没认可指控，也为可能的庭审留下无罪辩护的空间。他们不满意，但也只能这样，我必须坚守底线，一旦开庭审判只能是无罪辩护。
晚上，学校副书记来看望我。感谢北邮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和支持。其实即使没有安慰，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怀有敌意，我们从来都不对任何人怀有敌意，即使遭遇了不公正之后。
五
周日早上，正在思索时空问题，扩音器了传来声音“许志永收拾东西”。十分钟后，我和室友们拥抱告别。办理手续，问预审，庄璐怎么样，回答说昨天已经回家了，取保候审，我还有疑问，对方肯定地说她走了。默默走出大门，心中感伤。
20多天里，我有过懦弱，最初的两天渴望有一个家，但还好，那只是一闪念，整个过程中，我基本的心态是感恩。关于有限度的所谓“认罪”，我也不断反思，这样做对不对。关于公盟的辩护思路，一是完全无罪，公盟作为实质的非营利组织，不存在税的问题；另一个是对方的思路，公盟作为公司，根据现有法律确实有不记账少缴税的事实，根据旧的刑法第201条构成偷税罪，控方虽然弄错了罪名，但这个逻辑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一些法律人士也这么认为。如果有人非要把我们审判定罪，我们只能选择无罪辩护，一个非盈利组织因为税务问题遭难本来就是荒诞的。但是，如果可以妥协，在对方基本承诺我们继续推动法治的活动空间，作为法律人，承认公盟作为一个公司在纳税方面的过错似乎也有点道理。
我有过关于诚实的困惑。过去两三年以来，诚实开始作为我人生的一个准则，而我的诚实遇到过两个挑战，一个是善意的谎言，比如某个约会忘记了，情不自禁会撒个谎，现在不说谎了，忘了就是忘了。另外一个，就是面对预审。如果说实话，那我确实不知道没记帐的事情，进看守所之前我和黎雄兵、彭剑等都不知道此事。但是那应该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记清楚，这是我的责任，只好撒谎说是我让暂时不记账，但承担之后我还想回头捍卫自己不说谎的原则，因为这个“确实记不清了”，我在里面和外面都遭到了强烈的道德谴责。人们可以说我懦弱，但指责我撒谎是对我最大的伤害。我们这个社会充斥太多谎言，太多违背内在良知的行为，我们要改变这些，必须首先从自身做起，成为一个诚实的公民。
我有过骄傲，当预审滔滔不绝反复质问我“篡改账目”的细节，我甚至打起了瞌睡。当他和我大谈人生观的时候，我得不断提醒自己，要爱每一个人。整个涉税事件过程中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发布《苍天在上》一文，我应该事先征求公盟同仁们的意见，应该更平和表达。我的基督徒朋友们不断告诫我，不能骄傲。谢谢你们！我们应当谦卑，因为我们自身不完美，还因为爱。
或许在公民社会成长道路上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感恩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关爱我们的人——那些捐款、签名、呼吁、文章、T恤衫、徽章、明信片、行为艺术……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也包括那些给我们成长机会的人——相信这世上每个人的角色都有其价值。我能回报大家关爱和支持的方式就是继续良心和正义的事业，无论经历了什么，我们都会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理性建设性推动民主法治进程，因为相信，只有这条道路才能通往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
2009年9月14日
附：一看日记
（按：狱友给我一个小本子，我每天写下一些感悟，很遗憾出狱时没能带出来。这是我出来之前两天尽力背下来的前面的内容。）
这一定是他的安排！无论多少苦难，这一定是他的安排！感恩每一个人。监室里我的工作是擦地，这也是服务社会。
想起了哈维尔，想起了耶稣，我的兄长，他们生活的年代更让人绝望。我生活在一个奔向自由的年代，一个光明与黑暗公开较量的年代，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升起于东方的国度。
Father，我知道这是您的安排，让我摆脱职称、公司等世俗的外壳，让我获得自由，去感召这进步的年代。
我已经不在乎外面的生活，我的心灵是自由的。
自由不是一个人的身体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有很多地方你永远也去不了，自由是一个人的心灵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归属。
踏着特大号布鞋，抱着被褥，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向监室，这一定是您的安排，这是一个民族通往自由的必经道路。
为什么要独自承担无穷无尽的挫折和磨难？为了救赎这古老的民族。在这尘世间，可我感到孤单，只有默默祈祷，Father，请抚摸我的额头，给我温暖。
又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感到自己双手抱膝蹲在一个遥远寒冷的星球上，那个孤独的背影是我的宿命。我来到这世上不为得到什么，只为了使命。
Father，我渴望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对不起，我不愿成为一个圣徒，我害怕孤单。可我知道这是您的旨意。
有过孤独，有过绝望，因为爱不够纯洁。
想到了社会运动，想到了这个民族残酷的政治传统，想到过放弃。可是，如果我们的爱足够博大，如果我们从灵魂深处爱每一个人，不仅爱那些遭受不公正的弱者，也爱那些制造了不公正的强者，那我们还怕什么呢？
坐在黑色的铺板上，心中豁然光明。反思过去，我们的爱不够纯粹，不够博大，面对不公正会有愤怒和怨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有了这次教训。感谢Father，您给我指明了未来的道路，我终于知道了这个民族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不是苦难，而是爱。感谢您给了我新的生命，我不会再害怕了，不会再感到孤单了。
此刻我多么幸福，我终于可以庄严宣告，我有力量爱世人了。
我有信心让这个国家充满爱。西藏、新疆、台湾、北朝鲜，这个曾经仇恨与战火的星球，在我心中发生了温暖的变化，我知道了。
一定会有逮捕、审判，把良心和正义在阳光下撕得粉碎，展示给世人。
大概是第五次提审吧。
第一次被带到宽大的特讯室，我带着手铐，平静地坐在铁椅子上。预审员滔滔不绝，认定我一定是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故意造假账，然后问我什么想法。
“原谅他们吧。”我平静地说。
“你说什么？原谅谁？你说原谅就能原谅的吗？”预审员很是惊诧和愤怒。
“我说的他们是指你们。”我平静地说。
预审员似乎无法理解我的话，停顿一会儿，继续滔滔不绝，坦白从宽等等，然后问我的想法。
“在这世间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平静地说。
“你回答了我的话了吗！那你说，你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良心。”
天父，我愿意。审判吧，审判这个民族的良心。我愿意。
思考问题，关于时间和空间。
预审反复强调公盟涉及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几笔钱没有记账，看起来非常肯定，我原以为是记账了，而且庄璐说我让她不记账。是这样的吗？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但是有可能庄璐说的是事实只是我记不得了。如果我坚持记不清了，而对方非要给公盟定罪，庄璐无论是作为财务主管还是作为直接责任人，责任都会比较重。最糟糕是，把我给放了把庄璐定罪，这将是对我最大的打击和羞辱。我把责任担过来，至少主观方面还有辩驳的余地。
我决定承认自己并不清楚的事实，是我指示庄璐不记账，三次都是。他们的目标是我，我终于认了，这样算是屈服了吗？
第一次见到了庄璐，在预审室的走廊里，我喊了一声庄璐，她木讷的看着我，没有反应，然后我就被推到了预审室。
宣布我正式逮捕。庄璐也是。我问不是说为庄璐争取出去吗，怎么也批捕了？对方说他们也没有办法。针对批捕，预审员反复问我什么想法，我说没什么想法。
真的没什么想法。之前内心某个角落里总是心存侥幸的幻想，以为批捕之前可能出去。这一天到来了，接下来是起诉、审判，内心终于完全平静下来。
7年，没有任何音讯，我愿意，Father，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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